车  臣  往  事

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年中，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尤其是在莫斯科，到处流传着有关车臣的可怕的故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好几年，苏联政府就采取措施迁移波罗的海三国的“可疑民族分子”，理由是他们是希特勒德国派遣的特务和间谍，是一旦战争爆发的情况下会被敌方利用的力量。而到了一九四四年，虽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移民的措施并没有停止执行，只不过是这条移民线从波罗的海沿岸向东，定在了南起克里米亚半岛，中经北高加索山区，北至中伏尔加河一带的广大地区内。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今人，只要是有正常思维和判断逻辑的，对此都难以理解和接受。

如果说在战前强行迁移少数民族，作为一种预防危险和灾祸的措施，还情有可说。可现在呢？希特勒强加给苏联各族人民的那场空前残酷和无情的战争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那些曾被德寇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北高加索地区和中伏尔加河一带已经被苏军所解放，那里的各族人民已经生活在苏联政府的治理之下。苏联人民虽然还要经过生与死的炼狱和风云变幻的征途，可法西斯兵败俄罗斯和苏联土地的结局已经注定。而这时，作为苏联国家的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民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了极其崇高的威望，成了小民族丛立的大山上的一尊光耀夺目的神。天降于俄罗斯人的伟大任务是团结自己土地上的所有民族，将这场神圣的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然而，偏偏在这时，却有人利用俄罗斯民族的名义，打着苏联的旗号，对苏联境内的一系列少数民族作出了亲痛仇快的事—不少民族因“通敌罪”和“德国法西斯的第五纵队罪”而遭到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有六个少数民族整个民族都受到了报复和惩处：被强行赶出居住地，迁往边远地区安身立命。这六个少数民族中就有车臣人，而他们又是这些少数民族中人数众多的一个。

无论是人数还是土地面积，车臣人都是不能和俄罗斯人相比较的。一九四四年，俄罗斯大约有一亿多人，车臣人不足四十万，而俄罗斯的面积是车臣的近一千倍！一个大民族完全没有理由害怕这样一个小民族，尤其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作为解放者的大民族。事实上，就整个民族而言，从三十年代中期在北高加索这块土地上有了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这个建制起，车臣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就和俄罗斯人混居在一起。尽管他们信仰不同，习俗各异，生活方式有别，但老百姓之间没有化不了的宿怨，没有必须世代相报的仇恨。民族的和睦、友谊和相助永远是普通人的愿望和祈祷。从这个角度说，俄罗斯这个大民族和车臣这个小民族是没有必要刀枪相见的。

而从民族的治理和国家统治的角度来看，骠悍的、渴望自由的、为生存而斗争的车臣人却从来没有臣服过大俄罗斯民族。那些自认为是大俄罗斯民族代表的统治者从来就为这永不驯服的土地和人民头痛不已。民族间的一切问题和矛盾都是这个民族的治理者和那个民族的治理者之间的鸿沟所造成的。这种鸿沟包括他们的统治方式、政治愿望和个人的野心，甚至感情的好恶。所以，民族的存在并不就是民族问题的存在，一切民族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有了民族，而是因为有了民族的统治者。

这是个山区，南部是大山，中部是山前区，只有北部是平原。自然条件是极其恶劣和严峻的。而在这块土地的深处，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早在苏维埃制度建立的初期，列宁就把格罗兹尼附近的油田定为向外国租让的最早的地区，然而列宁和英国人乌尔卡尔特的租让谈判并没有取得成效。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列宁二十年代初期的文稿里。后继者斯大林采取另一种方式开发了这里的石油：他把这一地区封闭起来，不让任何外国人染指，凭借俄罗斯的技术、当地人和各民族的力量，建起了格罗兹尼油田，铺起了四通八达的输油管道，源源不断的石油就流向了俄罗斯的各个工业中心。而以格罗兹尼为中心，这里就慢慢有了绝密的国防军事工业，车臣不仅成了工业要地，而且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地。这种开发的结果无疑对俄罗斯是极为重要和有利的，可对车臣民族来讲，前进和灾祸无疑是双重的，开发的繁荣和落后的贫穷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石油和工业的污染日益严重，结果这里成了苏联和俄罗斯境内自然生存环境遭受最大破坏的地区之一。

而执政者却是很少从生存环境这个角度来决定施政大计的，对于他们来讲，政权的巩固和执掌政权的多寡是他们考虑一切问题的首要因素。就心理因素而言，尽管苏联的边界还要在车臣以南更远的南方，但他们始终认为车臣地区是俄罗斯的真正的南部边界，放松对这里的治理将会带来无穷的祸害。车臣人民在一九四四年所遭遇的不幸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从政权的巩固和执掌政权的多寡来考虑的，是从心理角度来考虑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过，车臣地区一九四四年的不幸毕竟还是发生了。

自从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迁移居住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人》的命令后，这项工作就是由贝利亚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来干的，并且每一次迁移行动贝利亚都亲临第一线，坐镇指挥。他坚信被指定要迁移的民族都是一接到德国人的信号就要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务和间谍，他创造性地恪守和执行命令中的那句话：“苏联政府根据战时法律不得不对伏尔加河沿岸的所有德意志人采取惩罚措施。”

对车臣整个民族采取惩罚措施的也正是这个贝利亚。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贝利亚在给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他将在车臣地区、车臣和达吉斯坦接壤的地区以及弗拉迪高加索城迁走约四十六万人，其中车臣人约三十一万多人。他不得不承认此次行动比过去任何一次规模都要大，加上山区地形复杂，需要提前加以封锁，因此整个行动要在八天内才能结束(以往都是三、四天)。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请求：“考虑到此次行动的严重性，请准许我留在这里直到行动结束。”行动的前一天，贝利亚又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他为保证此次行动的顺利结束采取了哪些措施，一是他本人不出面，而由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拉耶夫去向人民宣告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二是组织六十四名该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去做动员说服工作，三是利用当地有影响的宗教领袖来支持这一行动。据贝利亚本人的描述，“莫拉耶夫在听了我的传达后，眼泪夺眶而出，但尽力控制住自己，并答应将完成交给他的有关迁移的一切任务”。贝利亚对于这场不幸的必然来临是这样策划的：“迁移将从今年二月二十三日黎明时分开始，为了阻止居民走出居民点，计划要将所有的地区封锁起来。”

对车臣民族的迁移行动从二月二十三日持续到二月二十九日基本结束。在这次行动中，出动了内务部的部队，安全部的部队和军队“除奸部”的部队，其官兵总数达到十万人，并在普降大雪的情况下进行了梳头发式的搜山搜林行动。其结果如何呢？贝利亚在三月一日的电报中说：“到二月二十九日为止，迁走并装进火车的共计四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九人，其中印古什人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人。共装一百八十列火车，其中的一百五十九列已经发往新的居民点。”贝利亚还报告了这个悲剧的极为沉重的尾声：“今天，发走了几趟列车，其中装有在行动中利用过的前领导人和宗教领袖。”

于是，车臣人自己的自治共和国不再存在，他们不得不在远离故土的他乡开始艰难的新生活。与此同时，那些在前线作战的车臣族的官兵，不管他们是否是战斗英雄，不管他们是否浴血奋战负过伤，统统被解除了军籍和军职，并被立即关进密不透风的车厢，运往他们的同胞所在的“特居地”，和他们一起度过难见天日的漫漫岁月。整整一个民族就这样被执政者判处为“叛逆”，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莫须有的惩罚。

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同一个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只是没有了贝利亚和斯大林)又颁布命令，在俄罗斯联邦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车臣民族在某种程度上被平了反，从理论上说他们也有权利返回自己的故乡了。可故乡难回！因为，从他们被迁移的那一刻起，迁移者就将大量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迁了进来。同一块土地该是谁的故土呢？车臣人要回来，可俄罗斯或其他民族的人又该到哪里去呢？于是，争议又起，流血事件又起，战争又起。透过前几年俄车战争的炮火与硝烟，人们不难发现这沉重往事的阴影。

往事不堪回首。可回首往事又该怎样呢？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要彻底解决车臣及诸如此类的民族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毕竟铸就出这些问题的岁月太久了，因而需要悠长的岁月来化解。这里，除了民族间的理解和人民间的和睦，更需要治理者的宽容、大度和公心，也许，这后者是更为重要和决定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