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黄公》。黄公名疵，还作过秦歌诗。这两个人都是秦代的博士。西汉的京房说：“赵高掌权的时候，有一个叫正先的因为指责赵高而被处死。”（孟康注：“姓正名先，是秦代的博士。”）总计，在古代传纪中约略考出八人，对于七十个博士来说，不过九分之一而已。周青臣是小材，不值一提。其余七个人，不是能够直言不屈，就是能够写作华丽文章，名声流传后世。至于没有做官和在地方上做官的人里面，朝廷的名册上没有名字，却有文彩灿然的论著的：三咱郡有成公生，他和黄疵是同时代的人，在李斯的儿子李由任郡守的时候，他四处游说不作官，著有《成公生》五篇，列在名家学派；纵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是非难丞相李斯的。秦王朝虽然控制 论，烧了《诗》、《书》，然而从朝廷内外的官吏到出入公卿这门的布衣平民，都对犯禁无所畏惧，这其中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有人说：秦王朝焚毁私藏在民间的《诗》、《书》和百家语，只有博士可以照旧收藏。这是为了要把统治人民的方法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便愚弄老百姓。因此，叔孙通才能够凭仗着博学能文被征召，在博士的行列中听候诏令。陈胜起义时，诸生三十余人能引证《公羊》传里的话，说“臣下不得有叛逆的意图”来回答秦二世的询问。（郑樵、马端临有这种说法，其实是从《论衡?正说篇》来的，其中说：“从事聆听史官把”五经“全部烧掉，有敢私藏《诗》、《书》和百家语的，要治罪，只有博士们可以收藏。”近人都相信这一说法。）又有人说：秦代只烧“六经”，不烧诸子著作。诸子的著作，文章都在，能够看到，（汉代赵岐说）孟子的党徒虽然完了，他们的著作却并未消灭干净。 李斯因为淳于越的议论是用错误的政治主张蛊惑君主，所以建议把他们的那些书一起烧掉，以杜绝那种思想来源。淳于越本来就是个博士。商鞅把《诗》、《书》、礼、乐等看成是“六虱”，要把它们统通铲除。那些用法家来辅佐秦国的人都遵循商鞅的办法。可见，秦并不是“六经”当作好书，即便是好书也不想让博士专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不是博士所掌管的，天下敢有收藏《诗》、《书》和百家语一类书……”。自从王充把这句话误解以来，就说是博士才独有这些书。郑樵、马端临等人沿袭了这种说法，就成为今天的争端。）所以，前一种说法—即《诗》、《书》、百家语为博士所收藏，是错误的。 李斯认为，战国时诸侯相互争夺，厚礼招纳游学之士是祸乱的根源。那些善于诡辩、混淆是非、不能纳入法度轨道的，就是六国诸子那一伙。不把《诗》《书》之类儒家经典烧掉，就不足以尊崇秦始皇。诸子的学说，分流多到有九个派别，他们四处游说又互相剽袭，都说自己一派的学说最好，彼此之间的攻击比对“六艺”的攻击还厉害。现在若不把这些诸子著作烧掉，难道让它们继续闹下去吗？“诸子”和“百家语”，名和实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不烧诸子著作”，那么李斯建议中所说的“百家语”，又是指什么呢？诸子著作的所以完整保存下来，因为这些书大多数是抽象的议论，不记载具体的史实，加上它们的语言明白易懂，口耳相传的人多。人秦始皇执政的第三十四年烧书，到陈胜起义，前后不过五年，记忆犹新，所以能够完整地记录在帛书上。看看其它的书，诸侯各国的史书以及《礼》《乐》等儒家著作，大多数是记载史实和一些制度、仪式，不便于记诵，其中《尚书》更是难读，因此往往残缺不全。《诗经》，因为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就没有消灭，这就是证明。所以，后一种说法——即不烧诸子著作，也是错误的。 我认为写明在法令上的，除《秦纪》、《史篇》、（秦代八种书体中有大篆，——《史篇》是用大篆写成的，所以不烧《史篇》）以及医药、占卜、种树方面的书以外，宫廷和民间藏的书没有不烧的，典籍著作也没有不禁的。不过，华丽的辞章和机智的论说，使人读了入迷，这是上上下下所共同爱好，尽管在法律上明文禁止，也是限制不了的。 烧书本是秦国的旧制度，并不是从李斯才开始，只是到了李斯才把这个制度推行到被秦所兼并的国家罢了。韩非说：“商鞅烧《诗》、《书》，公布法令。堵塞权豪们的徇私舞弊，以成全国家的大事；禁止人们出外谋求官职，表扬努力耕作和勇敢作战的人。”这就是证明。商鞅被杀害之后，他制定的法令条文还在，遗留下来的法度和规矩也没有被废除。然而张仪、范睢、蔡泽一班人，络绎不绝，进入函谷关，不断地来进行游说，也曾屡次征引“六艺”上的故事。到了吕不韦，写了书挂在城门上，秦国的法令也没有能够绝它。在李斯之后，汉代初年，秦国制定的“挟书律”还没有宣布取消，可是娄敬作为一个戍卒，拉着小车去见汉高祖刘邦，也曾引证《尚书?泰誓》作为依据。可见，汉代的法令也没有能够禁绝它。 汉高祖是一个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人，而秦国的历代君主，也不能象李斯那样懂得“六艺”的宗旨。然而烧书的法令只是在官府放着，作为一纸空文，始终不去查考，以求贯彻执行。如今秦始皇不是平民出身，李斯又跟荀子学习过，爱好文化超过了历代君主，因此，鲍白令之对秦始皇的直谏，零陵令信对李斯的非难，成公生的游说，都没有被查办惩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无足轻重的羊子、黄公之流呢？因为李斯灵活地运用了法令，才使秦国的民间知识分子能够从容自在地从事论著，这可以说是李斯给他们创造了条件。 至于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人，那只是因为卢生缘故。秦始皇痛恨他散布流言蜚语，命令儒生们互相揭发。这也和东汉时党锢之狱一样，只是一时之计，并非秦始皇的法令就是要杀戮儒生。上面所提到的几个人，的确不是触犯了禁令而侥幸得免的。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邻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 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１９７４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４６％。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从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３３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 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８０％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２２７０年，有旱灾１３９２次，水灾１６２１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 ，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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