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农、轻、重的比例及关系之争

何崇宪

布哈林是苏联早期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在工业化的问题上，他创立了一套与斯大林模式截然不同的理论，被西方称为“反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他政治上和个人命运的悲剧。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工业化问题上的争论，谁是谁非，历史今天已做出公断。人教社1996年7月版的《世界近代现代史》明确指出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即“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农业和工业的落后，农、轻、重的比例严重失调，国家从农民身上取走的东西太多，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个粗浅的比较和分析。

一.斯大林主张：先工后农，先重后轻。

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曾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加快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利用现有的资金来推动我国工业。苏共十五大，谈到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斯大林明确指出：党的政策是“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保证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同时强调工业化首先应当理解为发展苏联的重工业。从而体现了他在农、轻、重三者关系上先工后农的观点。在斯大林的压力和坚持下，计划规定增加对工业的投资，其中绝大部分用于重工业。到1928年联共（布）十一月全会指定了工业发展的最大可能的计划,规定工业投资从1927年—1928年度的13.3亿卢布增加到1928年—1929年度的16.5亿卢布,投资的76.8%用于重工业部门。政治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古比学夫宣布要在1929年把基本建设的年投资额增加一倍，并且使工业产量的年增长率达到30%。

   在布哈林看来，提出这些指标实在是愚蠢的，他认为政治家和计划制定者在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时，应考虑到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和比例，因为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二.布哈林提出“均衡”原则，强调经济要按比例发展和计划要保持平衡，反对最大限度地对重工业的投资而置农业和轻工业于不顾的做法。

关于农轻重的发展战略，布哈林提出“平衡”原则。在他的努力下，十五大决议中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是获得“长期的高速度的发展，而不是就要在明年达到最高速度”。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一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突出重工业；二是强调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不仅可以提供大量消费品，而且还是为进一步发展经济而积累资金的一个良好途径。布哈林认为，支持优先指标的粗暴决定并不能代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任务——探索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最有利的相互关系”。

在其有关经济政策的主要著作《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布哈林再次强调：“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发展增长的基础上达到了高涨这们的结合下，我们才能长期地保持最大的速度。”因为“我国工业的消费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市场”，因此，工业的行情、积累和速度等等就不能不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市场和原料。文中警告：农业停滞不前，无计划地强制推行工业化和经济建设而造成的不平等在日益扩大。布哈林继续问道：“难道为了使重工业按照人们的愿望增长，就必须把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资金都投到重工业上去吗？用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做法就一定能获得人们所期望的增长速度吗？”

事实证明了斯大林的决策弊端极大，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们知道，在投资问题上有一条原则，这就是避免不必要地分散“投资战线”。1927年，已经出现了“过分地分散战线”的倾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的建筑工地不断增加，吞掉并滞留了巨额的资金。由于国家没有能力同时搞这么多重工业项目，许多项目日期被拖延下来，从而造成经济的不能真正的增长。一方面，已经开始的许多项目不断的延期，有些甚至不得不完全取消；另一方面，许多需要资金的经济部门又饱尝得不到资金的痛苦。这种政策最终造成了后来的“商品荒”。

在这场争论中，布哈林被斥为“工业化的敌人”。但是事情很清楚，他所竭力反对的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因而是“虚假”的速度。他认为这种速度将会使苏联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收到的效果将会越来越差。高速度地发展工业是必要的，重工业显然应该处在优先的地位，从农民身上搜刮某些资金是不得已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布哈林认为，这些措施本身并不完整，必须制定出一些实际政策来补充这些措施。而斯大林恰好忽视了这一点，在工业化的问题上走向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