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彰的复古措施：聪明反被聪明误！

陈则义

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皇权构架无非是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分权的分封制，一是集权的郡县制。秦朝以前主要实行分封制，以周朝最为典型，武王灭商后，分封了若干功臣与子弟于全国各地。其本意是各守一方，拱卫京畿。但后来事与愿违，随着年代的推移，亲族关系渐远，中央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诸侯坐大，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直接造成了春秋战国的战乱频仍达千年之久。

秦始皇以独特的创新思维及绝大的胆略与魄力，力排众议，毅然废掉实行千年的分封制，改全国为三十六郡，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奠定了秦朝以后二千多年的政治框架。汉朝初期，刘邦实行了郡县制为主，辅之以分封的办法，最终尝到了自酿的苦果，直接导致了汉初的“七王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也是因为复古分封制而造成的。

朱元彰称得起雄才大略，在政治体制上也很有创新精神。如废除拥有极大权力的承相，设立直接对自己负责的六部；设五军都督府，实行兵将分离的措施，都极大地归集了权力。按理说决不至于再犯类似汉、晋的错误，但他一来是觉得都是自己的子孙，都要让他们分沾自己的余惠，又恐怕自己死后其他子孙被当政的子孙欺辱；二来借鉴宋朝没有分封子孙，处于孤立地位的弊病，于是选择名城大都，封其子孙为王，等到诸王子年龄稍长，一律把他们派遣出去，一来做为京城屏蔽，二来自成体系，各有实力，可以全身远祸。当时除长子朱标封为太子，以做皇位继承人外，还分封了皇子九人，从孙一人如下：第二皇子朱樉为秦王，封西安。第三皇子朱棢为晋王，封太原。第四皇子朱棣为燕王，封北平。第五皇子朱橚为吴王，后改周王，封开封。第六皇子朱桢为楚王，封武昌。第七皇子朱榑为齐王，封青州。第八皇子朱梓为潭王，封长沙。第九子早亡。第十皇子朱檀为鲁王，封兖州。从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封桂林。所有制禄，亲王每年粮米万石，可以设置相、傅官属，护卫甲士，多至万九千人，最少三千人。冕服车旗邸第，仅次于皇帝一等，公侯不得与之抗礼，体制甚是隆重。

朱元彰自以为得计，曾得意洋洋地对群臣炫耀自己的英明：“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他派兵荡平北元，实现了天下一统；又将功臣宿将收拾干净，内忧外患即除；又有朱氏子孙分兵把口，子孙万代各安生计，拱卫京畿，固若金汤，朱氏天下高枕无忧，可以坐享万万年了。但这种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当世或有微功，子孙贻害无穷”的复古作法，很快就产生了负作用。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曾有人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尾大不掉，到那时再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汉代“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朱元璋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将警告之人投进监牢，囚死狱中。而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曾想立酷肖自己的四子朱棣为太子，终因大臣们反对而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不满，曾与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削藩对策。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并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命令将臣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于建文元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

　　朱元璋在位时，恐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这场自相残杀的争夺皇位的战争前后历时四年，以建文帝失踪，朱棣完胜而告终。仅仅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可为严重，史书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可见其为害之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