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大国崛起》:第三部分 美国的崛起及其动力【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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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大国崛起》:
第三部分 美国的崛起及其动力
2001年时,美国人口虽然只有2.85亿,但它的GDP却达到7966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27948美元。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它都拥有他国难以与之匹敌的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苏东发生剧变以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极力推行“单边主义”,在各地横行无忌,称王称霸。所有这些,人们都是熟悉的,并不陌生。
主讲人:何顺果,CCTV《大国崛起》(美国部分)历史脚本负责人。
1944年生,北京大学
这个新兴国家发展很快。1860年它还是一个位于英、法、德之后的工业国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在经济上已超过英国,20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20世纪90年代又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种对美国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和认识美国这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崛起过程及其历史原因,并从这种了解和认识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期待着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它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打交道,并在与它日益深入的交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尽量避免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既影响世界局势,又削弱当事国双方本身的严重势态。
美国的崛起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或阶段都是平衡的,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必有一两种因素起主要作用。
美国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
美国的前身是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其中最早的一个建于1607年,最晚的一个建于1732年。(见表1)
表1独立战争时的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
名称建立年代
弗吉尼亚1607
马萨诸塞1628
马里兰1634
罗得岛1636
康涅狄格1636
德拉瓦尔1638
北卡罗来纳1663
南卡罗来纳1663
纽约1664(夺自荷兰)
新泽西1664
新罕布什尔1679
宾夕法尼亚1681
佐治亚1732
当1776年这13个殖民地不甘英帝国的压迫,联合起来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这个新兴的国家还只是一个小国,只据有北美大西洋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面积不过40万平方英里,人口也只有240万。当时连一个国家机构都不健全,1781年生效的《邦联条例》虽然把美国正式定名为“美利坚合众国”(USA),并在法律上宣布它是一个“永久性联盟”,又把1774年以来就存在的“大陆会议”改为“合众国国会”,但各邦仍享有它们早先宣布的“主权、独立和自由”,邦联中央政府既无主权也不完整,甚至连一个国家元首也没有。邦联最初只设有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和邮政等几个部、局。国会在休会期间,由各州委派代表组成的“诸州委员会”主持国家日常工作,该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由长者担任,只有象征意义。
但这个新兴国家发展很快。1860年它还是一个位于英、法、德之后的工业国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在经济上已超过英国,20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20世纪90年代又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今,美国已是一个庞然大物,它不仅拥有939万平方公里领土、285亿人口,而且拥有50个州和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其中还不包括相当数量的海外属地,如关岛、中途岛、威克岛,就是这样的属地。据统计,2001年时,美国人口虽然只有285亿,但它的GDP却达到7966万亿国际元,人均GDP达到27948国际元。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它都拥有他国难以与之匹敌的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苏东发生剧变以来,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极力推行“单边主义”,在各地横行无忌,称王称霸。所有这些,人们都是熟悉的,并不陌生。
然而,今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是如何崛起的?它的崛起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或者说,这个超级大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这种崛起的历史条件又是什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原因或因素推动了它的迅速崛起?对世界人民来说,美国的崛起是“福”还是“祸”,这个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国家,为何不断在各地挑动战争?这里面,包含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这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了。其中许多东西,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或许我们目前还很难将它弄清楚,只能等待将来再做深入的研究。但有许多东西,并不是事实本身难于弄清,而是研究者本身观点不清,妨碍了他们去弄清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美国又是陌生的。
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种对美国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了解和认识美国这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崛起过程及其历史原因,并从这种了解和认识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期待着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它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个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打交道,并在与它日益深入的交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而尽量避免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既影响世界局势,又削弱当事国双方本身的严重势态。所以,我们在这里,特介绍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及其动力,先介绍它崛起的历史情况,然后再做一些综合分析,以加深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为纲举目张起见,我们拟把美国崛起的过程分为5个步骤、阶段或台阶,但在介绍时只选取一件在当时最具全局性影响和意义的大事为重点,其他问题和要素只作一般介绍,并以它为中心展开。从中读者不难看出,这些大事并不仅是我们叙述和讨论的中心,它们本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过程中,那一个阶段、那一个台阶的主要标志或动力,并共同构成了一幅波澜起伏又多姿多彩的画面,当然,这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在以往有关美国历史的著述中尚未见到此类系统描述,仅供讨论。
翻阅美国内外资料,关于美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问题,政治决定论者常常强调战争的作用,进而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和两次大战,作为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几大标志;经济决定论者只强调生产力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相信技术上的发明和创新一定会带来历史的大变革;而文化决定论者则强调“多元文化”的作用,认为对“多元文化”(主要是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的包容,为这个国家的崛起提供了活力。我是“综合崛起论”者,认为,美国的崛起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或阶段都是平衡的,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必有一两种因素起主要作用。战争的成败得失最终要受制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更何况“暴力”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其主要精力在开疆拓土、维持生存,在这个时期内其技术主要靠从欧洲引进;至于“多元文化”问题,首先必须明白的是它强调的是“非主流文化”的作用,既然是“非主流文化”,又怎能决定一个大国的崛起呢?总之,对一个大国的崛起,既不能采用单因素论去解释,也不能忽视其发展过程。
第一台阶:奠基与立国(1607—1789)
以联邦宪法为主要标志
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情,是在北美独立革命(1775—1783)的基础上,在1787年制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即《联邦宪法》,以及由此而开创的美国联邦制国家体系,这个体系被马克思称为当时“最完善的”现代国家,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础。
1787年的联邦宪法,除了把国家建立在共和制的基础上而外,关于国家的性质有三条重要宣示:第一,实行联邦制,由13个殖民地的人民共同管理这个国家,各州在参议院均拥有两个席位;第二,允许各州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管理州政府,即实行地方分权;第三,中央收回了主权,但总统、国会、最高法院均不得独自控制中央政府,而是采取分权制衡的原则。此外,视情况而定,并通过一定程序,宪法还规定可对宪法进行修正,从而保证了宪法的灵活性和生命力。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体制?这就得从英国在北美进行殖民的做法说起,因为美国联邦制的种子原是在殖民过程中埋下的。以往的研究常常只把联邦宪法看做美国革命的“结果”,我更视之为一种过程和经验,不这样看就无法理解这部大法的内在合理性。
首先,前往北美的英国和欧陆移民,因大多是把北美当做逃避宗教迫害的避难所,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自治”意识。1620年清教徒们在新英格兰上岸前在“五月花号”上达成的契约中就宣称,他们“自愿结为一公民政治团体,将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规、条令和宪章”,且“全体保证遵守和服从”之。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建立一个“公民政治团体”的目标,而且围绕“公民政治团体”的建立问题,提出和张扬了三个重要观点和条件:(1)这个团体必须是“自愿结合”而成的,它说明了它的自治性质及自治和自愿的关系;(2)维系这个团体的是一整套宪法、法律和法规,且这些宪法、法律和法规必须是“公正和平等”的;(3)公民社会要求其公民“保证遵守和服从”宪法、法律和法规,而公民能否“保证”取决于公民的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这是前所未有的民主自觉。
其次,13个殖民地产生和形成的方式本来也不一样,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样的殖民地是由公司来建立的,马里兰、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佐治亚等殖民地则是由业主建立的,而罗得岛、康涅狄格以及并入马萨诸塞前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又与上述两种殖民方式不同,它们是由移民群众按自己达成的契约自发建立的。最初各殖民地总督的产生办法也不一样:有的由英王任命,有的由业主指定,有的由移民选举。但这些殖民地最终都采用了代议制,也就是在原英国所建立的由英王、总督和参事会构成的旧殖民体系中,加入了一个由民意代表组成的自治机构,其中最早的一个产生于1619年的弗吉尼亚,1620年产生于普利茅斯的公民大会,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二个自治机构,尽管它不是代议制而是直接民主制,但以后所有这样的地方都改成了代议制。它们对旧殖民体系来说,毫无疑问已是一种制度创新。
再次,无论哪种殖民地,由于终归是英王的海外领地,最终都必须获得英王的批准和特许,并颁发有正式的载明殖民地义务和权利的特许状。因此,各殖民地权力的来源实际上只有一个:英王。这是一种垂直关系,而各殖民地之间都没有类似的权力关系,因此,各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属的,它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当独立运动开始后,各殖民地也是自行其事,纷纷各自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并制定了不同的宪法,建立了各自的革命政权。这就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造成了这样一个逻辑和特点:先有镇而后才有州,先有州而后才有国;而建国之父们在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首要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把这些原来互不相属的殖民地联合在一起,并在处理相关事宜时不得不优先考虑到州及地方的利益。
它决定了:1774年组成的“联合殖民地”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直接母体。所以,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过程并不简单:第一步是在1774年10月建立“大陆会议”,它可以看成“联合殖民地”的载体和组织形式;第二步是1776年5月10日“大陆会议”决议建议各殖民地建立组织保护“它们的选民的幸福和安全”的新政府,由此各殖民地开始转变为拥有“独立、主权和自由”之邦;第三步是建立“邦联”,它虽然正式宣布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但由于各邦保留了“独立、主权和自由”而成为松散联盟;第四步才是建立“联邦”,此时由于中央收回主权而成为集中统一的国家,原来的邦则降为既放弃主权又拥有相当权力的州。即便如此,联邦制的建立,也是大州和小州、中央和地方、南方和北方之间长期谈判、互相妥协的产物。由于分歧很大,结果难料,1787年的制宪会议不得不秘密举行,甚至连一个正式的会议记录也没有,而且从5月一直争论到9月还是不能完全达成一致,最后不得不请当时已81岁高龄的富兰克林出来说话。富兰克林在最后的发言中,劝说对宪法持反对意见的人自行保留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人们不能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忽视别人判断的正确性。他说:“我愈年高就愈易怀疑我自己的判断。”
从美国崛起的角度看,1776年美国革命的历史作用有四:第一,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而这个新的民族是带着1776年精神,即“人人生而平等”原则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它把“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视为自己永恒的目标和权利。第二,它通过建立“联合殖民地”(1774)、邦联(1781)和联邦(1789)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这个新兴国家的结构和体系,不仅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原则,而且允许地方分权。它宣布:“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均由各州和人民保留之。”这为日后美国人民创造性活动的展开保留了无限广阔的空间,此类决定和安排前所未有。第三,构建了这个新兴国家的结构和体系的联邦宪法,不仅正确地处理了国家与民众、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权内部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而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个体制的不完善和未来所面临的新挑战问题,特地为自己安排了“修正”机制,从而赋予该体制以生机和活力,这一决定和条款体现了“建国之父”们的前瞻性。第四,华盛顿总统通过任命主张“工业立国”的汉密尔顿和主张“以农立国”的杰斐逊作为他执政的左膀右臂,并使两者的主张和意见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从而确立了美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路线和目标。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建国之时,美国虽然在领土和人口上都还是一个小国,但它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第一步是走得不错的,也是非常坚实的。
第二台阶:扩张与起飞(1789—1865)
以“西进运动”为主要标志
建国之初,由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所确立的基本路线,已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建国后的美国有三件大事:
头一件是在新英格兰发生了工业革命。早在1790年,塞缪尔·施莱特就和当地资本家阿米尔·布朗在罗得岛创办了美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厂。施莱特原是英国一农民的儿子,1783年在一家纺织机器厂当学徒,后来曾主管机器制造,因了解到美国急需高效率的纺织机技术工人,1789年才不顾英国技术人员外流的禁令秘密乘船来到美国,靠记忆在美国复制出阿克莱特式纺纱机。至1812年,他已管理着新英格兰12家企业,此时的新英格兰已建立起类似的大小近代工厂几十家,甚至一度发展到约200家。1814年,由“新英格兰制造业协会”在瓦特罕姆投资创办的工厂,已能把从“纺”到“织”的全部流程集中在一个工厂里,被美国人骄傲地称为“瓦特罕姆制度”。
建国后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在大西洋两岸发生的工业革命的刺激下,棉花正在取代烟草成为美国南部主要的奴隶制种植业,因为南部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而为这一转变推波助澜的是1793年由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这种机器虽然很简单,但由于它能比较容易地使当时南方主要种植的“高地棉”脱籽,轧棉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50倍。而在此之前,用人工一天一人只能脱棉一磅,因而这种棉花种植在当时毫无商业价值。由此,佐治亚、卡罗来纳一带的粮农,纷纷改种“高地棉”,并把它由沿海向高地,甚至向墨西哥湾平原推进,到19世纪30年代已建立起一个以墨西哥湾平原为中心、面积约达35万平方英里的“棉花王国”。
建国后在美国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成千上万移民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部的迁徙,在美国历史上称为“西进运动”。这是一个集群众性移民、领土扩张和大规模经济开发于一体的运动。当时报刊上经常看到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小伙子们,到西部去啊!”据统计,从1790年开始的60年内,平均每年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人口,在10万以上。由于对土地的需求猛增,除了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之外,美国人把夺取直抵太平洋的整个西部土地视为“显然的天命”,并在19世纪50年代就得以实现,其中包括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见表2)
表2美国大陆扩张过程
单位:平方英里
原13 州(1783年以前)40万
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地区43万
(巴黎和谈时英国转让1783年)
路易斯安那购买(1803年)875万
佛罗里达购买(1819年)65万
得克萨斯兼并(1845年)39万
俄勒冈(1846年)29万
墨西哥割让(1848年)52万
加兹登购买(1853年)36万
总计约300万
“西进运动”本是一个自发的群众性运动,但由于联邦政府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公共土地”政策,使群众性移民所拥有的劳动力得以和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从而成就了19世纪西部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这套政策始于1780年10月10日大陆会议关于“公共土地”的决议,形成于1784、1785和1787年三个土地条例,而1784年土地条例就是由杰斐逊主持起草的。其基本精神是:西部新获得的土地,不管它们是由原有各州转让的,还是以其他方式从别国和印第安人手中获得的,其日后的处理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公共利益”,即先纳入美国的“公共土地”储备,然后再向移民开放,供移民购买、使用,或留作他用。这是一种“先国有化,后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政策,令移民在建立家庭农场时得以免除绝对地租的负担,使成千上万的独立的自由农民在西部迅速形成,又能把省下来的钱作为资本投资于土地经营,所以,西部的拓殖进展神速。据统计,在1790年以后的最新几十年内,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迁的移民,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而1860年以后的40年内,西部的新垦地就达252亿英亩,相当于过去270年垦殖的土地面积。这种垦殖的最大成果,是在西部形成了三大农业专业区:一是以中西部为中心的“小麦王国”,二是以墨西哥湾为中心的“棉花王国”,三是以西部草原为中心的“畜牧王国”,并由此奠定了美国农业帝国的基础。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前提和进展。
但“西进”不仅造就了一个“垦殖的西部”,也为美国的现代化准备了条件。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证明:首先,西部生产的小麦、棉花和牛肉,为东北部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出现的都市化,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原料和食品,其中棉花尤其是东北部纺织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料。其次,西部的垦殖需要大量的农机具、交通运输工具,这就吸引着许多东部的资本家、企业家到西部投资办厂,甚至直接把一些重要工厂从东部迁往西部就地生产,从而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西移。再次,制造业的西移,特别是1815—1850年运河的开凿和1850年以后铁路网的向西延伸,对钢铁的大量需求,推动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重工业区的兴起和发展,但这里不仅生产钢铁,也生产机器和汽车。由此,一方面把美国的制造业带从新英格兰延伸到中西部,另一方面实现了美国工业的换代升级: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重工业为主。最后,制造业的西移,特别是中西部重工业的发展,以及以铁路为标志的交通革命,使西部的拓荒农业日益深入地卷入国内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浪潮,也促使其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实现了西部农业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换言之,“西进运动”不仅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准备了重要前提和条件,也为它的工业化即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提供了直接动力。
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根源,因为它是黑人奴隶制和自由劳动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北部的胜利和南部的失败,因为东北部工业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西部自1840年以后由于东西部之间交通运输联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由作为南部的同盟者转变为北部的同盟者。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内战的原因和结果,都与三大区域关系的演变有关。
第三台阶:重建与发达(1865—1930)
以“福特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志
1865年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有一个“重建”时期。过去,一般只把“重建”看做是内战的一个阶段,也不注意它对以后美国发展的影响。其实,“重建”不仅是对被战争破坏了的南部的重建,也是对被南部奴隶主破坏了的联邦的重建,并引进一系列深具影响的政策和措施,对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运动都起了巨大作用。
内战与重建时期,由于南部奴隶主退出国会,共和党人执掌大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决定:(1)决定对宣布脱离联邦的南方实行军管,各州按国会的重建方案,重新选举并达到一定标准后方可重新加入联邦,这就重建了联邦;(2)从1863年1月1日起实行《宅地法》,让自由移民得以免费获得期盼已久的建立一个家园的宅地,成千上万移民涌入大平原、落基山区及太平洋沿岸,西部开发进入新阶段;(3)将平均关税率从内战初的188%调整到47%,并在1866—1868年间3次豁免了工业产品的国产税,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也加速了国内市场的整合;(4)大量运用“公共土地授予”,特别是给铁路公司的土地授予,刺激了美国铁路的飞速发展,并在1890年以4英尺85英寸为标准统一全国铁路轨距,加快了铁路网的形成。(5)1865年年底,宪法第13条修正案获得批准,奴隶制的存在在合众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均成为非法,种族奴隶制被正式废除。(6)1862年,制定了《摩利尔赠与高等院校土地法》,推动了高等院校和实业技术教育的空前发展,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技术支撑。(7)此外,在内战期间,国家还发行了26亿美元国家公债和45亿美元“绿背”纸币,国家先是把利息率提高到5—73厘,后又规定:停止用硬币支付。这些都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因为他们是公债和纸币的重要持有人。总之,内战后的重建,不仅废除了奴隶制,重建和扩大了统一市场,其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全方位地影响到国家农业、工业、交通和教育的发展,是内战后美国走向腾飞的巨大推力。
这个时期美国经济的腾飞或发达,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迅速变革。除了钢铁、汽车和各种电动技术的发展外,托马斯·A.爱迪生的发明活动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一生发明达2000多项,而获得专利的就有1097项,几乎涉及和影响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所有领域;其次是经济结构的改变:1859年农业产值还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8%,到1889年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75%,其中食品、纺织、钢铁和木材等工业,作为美国四大近代工业,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4%。一般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全面实现了工业化或现代化;与此相联系,都市化也在美国取得重大进展,1920年时,全国人口的都市化比例已超过50%,其中新英格兰的都市化比例已高达733%,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如南部种植园区,都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在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生产组织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70年之前,生产主要是由个体来组织和进行的;187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生产已由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大企业来操控了。大企业,最初以“托拉斯”为主要组织形式,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后,迫使企业家改变联合方式,许多企业采取了所谓“控股”的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占有或控制其他公司的股票,而达到支配别的公司的目的,从而形成连锁关系或母子公司。这一时期,在美国经济中独领风骚的大事,是1903年由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创办的福特汽车公司,它不仅以销售1500万辆T型汽车而闻名,更重要的是它在1913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固定的汽车生产流水线,第二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条流动装配线,从而做到了融标准化、流水线和大规模生产于一体,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大转换,一种合股的集体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取代了以往以个体为主的小生产形式。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福特生产方式”或“福特主义”。美国汽车业起步虽然晚于德国,但由于有了“福特生产方式”而使之后来居上;这时候,由于生产和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大,银行和金融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加,以至逐渐支配了整个生产和经营,进而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八大财团,1882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是它们的典型代表;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发达的最后一个表现,是“科学管理”的兴起,它的创始人是时任来德尔钢铁厂总工程师的弗里德利克·W.泰罗(F Taylor,1856—1915)。此人以对工人劳动进行“动作——时间”研究为基础来确定双份工资制,并在劳动管理方面提出“任务管理”的概念,其管理理论很快在各地传播,并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据统计,美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860年的第4位上升到1894年的第1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已取代英国稳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
从美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角度看,此间有一件大事不能不提,这就是于1898年发动的美西战争。因为这场战争首次以强硬的方式既公开向世界宣告了美国正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事实,也为美国的进一步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为这场战争提供理论依据的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的“海权论”。这种理论认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控制水域,而水域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占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而一旦“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一个扼加勒比海的要冲,而另一个则是通往中国和东亚大陆的跳板,正是马汉所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这场战争如愿以偿,结果美国不仅占领了这两个战略要地,而且还在战后陆续占有了关岛、萨摩亚等一系列岛屿,初步建立起一个海外殖民体系(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这对于美国经济的成长而言,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因为正如马汉所说:其中包含着“更大的商业好处”。
表3美国海外领地
单位:平方英里
地名面积
波多黎各(1898年)41404
美属维尔京群岛(1917年)342
关岛(1898年)541
美属萨摩亚(1899年)119
坎吞岛和恩德伯里岛(1939—1989年)70
中途岛(1867年)5
威克岛(1900年)8
约翰·斯顿岛和桑德岛(1858年)13
北马里亚纳群岛(1947年)477
太平洋岛屿托管地(1947年)1380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即老罗斯福。从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角度看,他在总统任内的思想和活动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他通过把政府的监督范围扩大到劳资关系及食品、医药领域,制定《赫伯恩法》以调节收费标准并直接打击垄断的铁路公司,适时地扩大了政府对经济和生活的调控权,并为此提出了“充分的控制权”的概念;其二,他在“制服托拉斯”口号下打击垄断的时候,并未忽视大企业在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为此将托拉斯划分为“好托拉斯”和“坏托拉斯”两类,并进而提出了“公平交易”的概念,从而维护了大企业的健康发展;其三,他提出自然资源不能再生、并非用之不竭,对自然资源要进行“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发”的思想,并第一个在美国成立了“全国资源保护委员会”以协助政府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把政府的调控由经济领域扩大到自然领域。老罗斯福因此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崛起,被誉为“现代美国之父”。
第四台阶:危机与调整(1930—1945)
以罗斯福“新政”为主要标志
这一阶段,美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争夺世界的霸权。但这种努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失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其转折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实行的“新政”。“新政”不仅挽救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也为美国的最终崛起乃至问鼎世界霸权准备了经济和政治条件。
美国改变“孤立主义”,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并不令人奇怪,因为美西战争实际上已是美国外交转变的开始,紧接着于1899年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1904年罗斯福对门罗主义所作的“推论”,均加强了这种转变。必须注意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年初提出的有关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十四点原则”,因为它包含了三个重要条款:(1)是取消秘密条约,这是要阻止欧洲强国背着美国瓜分世界;(2)是强调民族自决,这是要瓦解欧洲列强的旧殖民体系;(3)是建议建立“国联”,这是企图操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安全体系。这明明是一个争霸计划,但这时的美国虽然已是经济、军事强国,却弱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结果威尔逊虽“赢得战争”,却“失去和平”。
但美国仍然从参战中获益,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国民生产总值由1919年的742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1031亿美元;国民收入总值从1921年的594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872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00年时的480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681美元;资本输出从1919年的30亿美元,猛增到1929年的172亿美元。30年代的繁荣并非虚妄,汽车、电机和建筑为繁荣提供了主要支撑,仅汽车业就为工业总产值提供了8%的份额。但20年代的繁荣业有虚假成分,农业长期萧条、分期付款赊销和过分的股票投机,均隐含着难以预料的因素,而这时的美国领导人赫伯特·胡佛,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却过于乐观,竟宣称:“我国今天比任何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消灭贫困的最终胜利。”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化解1929年10月23日开始出现的“大危机”。
但这次“大危机”的爆发也有国外的因素。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太过:把煤炭基地鲁尔割让给法国,还须支付战争赔款320亿美元。结果,美国不得不向德国大量贷款,德国则用以支付协约国的赔款,但协约国在拿到赔款后还须支付美国的战争借款,这样就造成了美国金融、德国赔款和欧洲重建三者之间的“微妙循环”。1924年,德国发生货币贬值,40亿马克只能兑换1美元,这迫使德国停止向协约国支付战争赔款,进而迫使协约国停止向美国支付战争贷款,当美国人意识到不能收回给协约国的几十亿美元贷款时,便丧失了对美国经济本身的信心,从而引发了1929年10月23日开始的华尔街股市崩溃。
1929年10月23日开始的大危机,由金融业迅速波及工业、农业,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危机爆发后的1929年10月29日,一天之内共抛售股票达1640万股。3年内纽约股市价值下降了450亿美元。30年代头3年,银行倒闭达5100家,储户损失亦达几十亿美元。据统计,从1929—1932年,农产品价格下降了56%,农场主平均收入从962美元降至288美元,产业工人的周工资从25美元降至17美元。总之,美国由20年代的空前繁荣演变为30年代的“空前危机”。美国及世界各大媒体都不得不用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形势:“恐惧”。而1929年年底,身为美国总统的胡佛仍坚持说:“美国实业从未像今日这样牢固”。他认为“繁荣实无问题。”
但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把危机变成了机遇:改革的机遇。他的办法就是实行“新政”(New Deal)。这是他在1932年7月2日接受总统提名时,向美国人民立下的誓言:“我要向你们保证,我对自己立下誓言,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什么是“新政”?国内外有关研究“新政”的著述连篇累牍、车载斗量,认为所谓“新政”就是实行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其实,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并不是“新政”的新东西,而是美国及各国早就实行的政策,只不过罗斯福的“干预”和“改革”空前加强罢了。“新政”时期真正的关键词是“调整”(adjustment),这是对几百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后提出来的。“干预”也好,“改革”也好,均是为了落实“调整”。“调整”涉及四个方面的关系:(1)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主要是更加明确劳方的权利和资方的义务,如《全国劳工关系法》(1935年7月)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的权利;(2)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如《全国工业复兴法》(1933年)反对在生产和贸易中实行垄断;(3)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发展过于“自由放任”的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国家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如《全国工业复兴法》授予总统管理全国经济的权力;(4)是社会各阶层财富分配不公。1935年通过的《税收法》对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人征收附加税。有人认为,这类改革已是美国经济的“革命”,那是夸大了。所谓“调整”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修正上述各方面的关系并使之趋于正常化,其实质乃是一种改良。但有一点必须指明,就是“新政”不仅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从此还通过政府拨款和创办企业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 发动机”。从此,美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除了个人、集体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这就是“国家”。这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大转换,国家现在既是整个经济的“发动机”,也是许多重要企业的创立者。罗斯福的“新政”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1)是靠了罗斯福个人的领导魅力,他关于“我们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的宣示正是其领导魅力的表现;(2)是靠了以雷蒙德·莫利为首的“智囊团”的帮助,这些“智囊”都是有关方面的专家;(3)是靠了他采取的新的“亲民”的领导风格和方式,如直接诉诸国民和舆论的“炉边谈话”方式;(4)是靠了他大胆的改革,对经济做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违反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克服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一场最大的危机,其成功还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准备了物质基础,并为美国最终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创造了条件。那么,美国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爬上世界霸主的宝座的呢?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修改“中立政策”,变“不干预”为“参战”,回到国际事务中来,并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积极力量,这意味着“孤立主义”外交的结束。第二,由于“中立”政策的结束,美国修改对外贸易政策,积极向民主国家提供军事贷款和军事物资。这一方面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另一方面使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34%,世界出口总值的324%,世界黄金储备的745%。第三,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世界金融会议,决定以下列三原则成立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2)各会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固定;(3)美元可代替黄金作储备,从而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第四,由于参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战争机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军队已有1200万人,军事工业尤其获得巨大发展。据统计,1941年7月—1945年7月,美国用于军火生产的开支达1860亿美元,4年中生产坦克86338辆,飞机297000架,登陆艇64500艘,军舰、运输舰几千艘。第五,通过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建立了威尔逊未能建立的国际安全机构——联合国,并通过“五大国一致”原则及由此形成的“大国否决权”确保了美国在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因为这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在50个国家和地区驻军,又以对各国拥有506亿美元的债权作为其称霸的经济手段。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已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其权力在世界历史上超过昔日的英国。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己经崛起的标志。
第五台阶,称霸与冷战(1945—1990)
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崛起的标志,也是美国历史的新的转折点,因为美国的参战不仅为这个国家夺取世界霸权提供了机遇,也为其社会经济的新转型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美国历史走向的主要问题是“冷战”。美国人认为“冷战”是为了对付所谓“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实际上是起源于美国和西方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虽然在东欧增加了一批新的盟国,但整个苏东地区百废待举、力量很弱,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尚处于“守势”。
与此相反,早在1941年,亨利·卢斯就提出了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概念,到1945年4月,杜鲁门声称美国已取得了“世界领导地位”。1946年2月乔治·凯南发自驻苏使馆的反苏的8000字电文,以及丘吉尔于是年3月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实际上是内外呼应的冷战宣言。于是便有了1946年9月美国总统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秘密报告中“遏制”苏联的建议,以及1947年3月正式宣布对抗所谓“共产主义恐怖威胁”的“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再接着便是在1948年8月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与之对应的《华沙条约》,则晚至1955年5月才正式签订。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反应过敏,充分表现在1947年3月杜鲁门发布的所谓“忠诚法令”并据此成立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件事情上,以致引发了来自美国内部的真正的恐怖威胁,即制造了许多“恐怖事件”的“麦卡锡主义”。
“冷战”并不排斥热战。1950年6月25日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以及后来干涉越南的战争,都是明证。虽然新的世界战争大战并未打起来,但这种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核威胁”平衡的基础之上的,被称之为“恐怖平衡”。因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为了“冷战”,即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都不得不大力发展高科技,以争取军事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最先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45年9月6日,在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1点战后复兴计划”中就明确提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这是第一次把发展高科技放在争霸世界这样的战略地位来考虑,并把它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性因素。此后,这一战略思考在美国从未放弃。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说:“今天的‘新边疆’是未知的科学和空间领域,未解决的战争和平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未有答案的贫困与过剩课题。”1979年,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姆·瓦罗普提出著名的“天基防御”概念,不久就诞生了比肯尼迪的“阿波罗”计划更庞大的“星球大战”计划。批准这一计划的里根总统的一位顾问在其著作中说:“空间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而且是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关键。”所有这些言论、理论和计划,都诠释了霸权、高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基本国策。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部发展,都可以从中找到基本线索。
由于发展高科技被置于争霸世界的战略地位,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科技开发计划:1946年8月1日设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同年10月成立了新的总统科学研究委员会。1947年9月15日,根据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成立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局、研究开发局等。1950年10月,又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10年,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府科技体系。在1957年苏联两次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设立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并在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决定对美国的教育实行重大改革。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一个总统特别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又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联邦机构与私营机构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个总体趋势是:在联邦政府的有力领导和整合下,不仅建立了一个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庞大科技体系,而且明显地加大了对科技领域的投入,大学日益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经济,以高科技的发展为动力,发生了多重的变化或变动:(1)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大科技突破,即原子能的利用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起点,迅速向各个重要科学技术领域扩散,形成包括生物、化学、能源、材料和航天在内的几大群落,而尤以信息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2)由于技术科学化,这次高科技革命较好地解决了“科学——技术——生产” 过程中的中间环节问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非常明显,由此催生了一系列高科技产业,如“信息产业”、“基因工程”;(3)随着一大批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在传统的农业和现代工业之外,形成了以高科技为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据研究,在近期生产率增长中,大约2/3应归功于IT(信息技术)。同时,它也带动了整个服务业的扩大,“信息产业”或“知识经济成为新经济中的代表”;(4)与此同时,高科技也逐步由新兴产业向传统的工业、甚至农业转移、扩散,使传统的工农业在生产、销售、管理和服务等各个方面获得改造,在越来越多的地区,销售、管理企业增加了“R&D”(即研究与开发)投资,从而增加了传统产业的含金量,使传统产业不断换代升级;(5)以高科技研究和产业为中心,一批拥有一定新兴知识和技术,特别是新兴信息技术的人员成长起来,在传统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之外,形成一个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成为信息时代的新贵,比尔·盖茨就是其中的代表。总之,由于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已经或正在改变着美国传统工业社会的动力、结构和面貌、特征,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某些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非物质化”倾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种变化才刚刚开始,但其深刻性已令人震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社会经济的变革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自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积分计算器ENIAC在美国宣告研制成功以来,而今电子计算机已发展到第五代,并进入了人工智能和网络化时代,1993年以后,“信息高速公路”也在全国建立起来,“信息技术”在生产、管理、军事、教育等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被广泛采用,正在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人类文明的面貌,包括人们的行为、思想和观念以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亦是一个“后来居上”的典型。据国际经济史权威安格斯·麦迪森研究,1950—1973年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此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上升28%。(1973—1995年为14%;1995—1998年则为25%。)1973年,美国的GNP约为1790年时的1100倍。在美国经济增长最好时期的1970年,其GDP是苏联或日本的2—3倍,法国或英国的5—6倍,印度的15—20倍。当时,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其生产量约占全世界的25%,美国人均生产量约为全世界平均生产量的5倍,苏联的3倍,印度的40倍。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低谷阶段,但在克林顿掌权时期,不仅将财政赤字变成了财政赢余,而且出现了连续100多个月的持续增长情况。尽管它的社会经济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见表4),而今,美国已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表41998年几个主要国家GNP比较
国家GNP(以10亿美元为单位)人均GNP
总值世界排名年均增长率(%)美元世界排名年均增长率(%)
巴西709688244003161
中国906171007508189
加拿大5699917190201805
法国15336414262701010
德国2364631328870609
印度2578146910807458
日本5149223940940236
意大利17405610199801607
俄罗斯356015-53214050-50
英国11521526196001723
美国7433512319020814
为了醒目起见,我们可以把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经验,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美国的崛起极为迅速,实际过程只用了150年;第二,美国的崛起是以制度创新起步的,且这一传统贯穿其崛起的全过程;第三,通过引入“福特生产方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两次大转换;第四,美国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后并没有停滞不前,又通过高科技革命催生了更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国家体制的内部始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外人绝不可等闲视之。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除了上述不同时期的一些特殊历史条件和动因外,是否还有一些长期起作用的和更为基本的动因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以为,这些基本动因就是:
(1)“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美国领土面积939万平方公里,它占有北美大陆最富庶的心脏地带,其土地属于最肥沃和最高产的土地之列,其可耕地占总面积的40%。它蕴藏有丰富的金属矿和能源矿源,其中许多种产量居世界前列:锡占世界总储藏量的2/5,铅约占世界总储藏量的1/5,铜、银、锌各占世界总储藏量1/6,金占世界总储藏量1/10。烟煤、无烟煤占世界总储藏量1/5,褐煤占世界总储藏量1/8,还有数量可观的石油、天然气。所以,《美国大百科全书》说:“美国的繁荣大半归功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2)比较完善的国家体系。自1776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以后,经过邦联阶段而建立的联邦制度,以“人民同意”和“法令约束”为基本原则,在允许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又赋予联邦“适当的政府权力”,得以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不同功能。但又不必担心处于强势方的中央挤压地方,因为中央的权力在宪法中采取了列举方式,即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宪法又设置了严格但可操作的“修正”机制并明文规定:“凡未授予联邦、又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均保留给州和人民”,仅这两条就不仅赋予这个国家体制以巨大内在活力,而且为美国人民的创造性发挥留下了很大空间,是美国崛起和发展的制度保障。
(3)除了内战以外,200多年来美国国内虽然纷争不绝,但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革命性社会震荡,其基本原因是美国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而美国的国家体制和框架,在设计时就为这种改革或改良预留了余地,并在1787年合众国宪法中为宪法的修改,即制度的改变做了专门的规定。正因为如此,自联邦政府建立以来,美国宪法已增加了27条修正案,其中至少有四次实质性的改变:一是建国之初的《权利法案》,二是内战后废除奴隶制的法案,三是有关进步主义改革的法案,四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总统和副总统职权的若干变更。但美国的改革事业仅靠宪法的机制作保障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阶级力量来为之全力推动,这个阶级力量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美国历次改革运动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宏亮声音,尽管来自这个阶级的成分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4)宪法将使子孙万代“得享自己的幸福”作为立国的目标,因此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尤其是州和地方政府工作的中心。因此,各级政府,特别是州政府均把教育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劳动力的素质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保证。一般,州政府开支的约40%是用在教育事业上,比其他任何方面的花费都多。在美国,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5—20岁青少年在校人数由1920年的64%上升到1970年的90%以上;衡量“教育水准“的尺度,即25岁和25岁以上人口完成学业人数的中位年龄,由1940年的86岁提高到1970年的122岁。大学及其研究院成为美国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支柱。
(5)美国是由一个移民和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在美国发展史上,除1885—1924年这段时间以外,美国政府一般比较重视外来移民的吸纳工作:在1885年之前一般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在1924年以后则有配额和人数的限制,但各地的政治难民入境不在限制之列。大量移民的涌入,不仅给美国提供了支持经济发展的资本、知识、技术和劳动力,更重要的是,由于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大量外国移民的到来,造就了美国传统和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极大地促成美国独特的民族性格的形成。
(6)美国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也充满现实主义的国家。1776年,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据此都拥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自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和准备移居美国的人,均把“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利”作为自己的“美国梦”。但“追求”是要靠自己用行动去实现的,“追求”(to require)一词本来就包含着以某种行动去实现的意思。由此可见,《独立宣言》本身乃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体,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美国人生生不息的奋斗历程,成为美国崛起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人人生而平等”,在美国历史的转折关头,至少有三次都是美国人核心的战斗口号:除了独立战争之外,另两次就是1861年美国内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了。高举这一旗帜的分别是杰斐逊、林肯和马丁· 路德·金。
最后,必须指出,这些基本因素并不游离于美国崛起运动之外,它们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发展和崛起的过程,并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上述各发展和崛起阶段的动力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上六条只不过是对上述各阶段主要动力及其内涵的综合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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