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原因：

首先，西方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迅速走向世界，竭力向海外挺进，它霸占了世界主要贸易航道，夺取了重要战略据点，把许多地区和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任意加以宰割，用殖民地的民脂民膏养肥了自己，从而也养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它是以世界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的，如果不掠夺海外，不掠夺全世界，资本主义是无从发展的。18、19世纪之交英国之所以从一个小小岛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其次，文艺复兴为西方资产阶级活动及掠夺榨取行为提供了精神上的准备。新兴资产阶级在着手开创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前，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在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影响下，人们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来世，他们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所以在现世受苦受难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很难期望人们有所作为，并且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文艺复兴把人们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的昏睡中唤醒，使人们意识到人生的价值，从而产生了为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人生观及奋发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

第三，宗教改革的积极作用。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与封建制度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强有力的支柱。天主教会还严禁放贷取利及发财活动，用宗教的伦理道德去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天主教及其教会是新兴资产阶级前进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是，宗教改革大大削弱了天主教会，并且把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从天主教的禁忌下解放出来，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所宣扬的宗教理论——“神定论”，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推动、鼓舞资产阶级在掠夺人民及积累资本的道路上无顾忌地前进。

第四，西方在国内有较好的政治环境。西欧的君主专制政府在一定时期建立在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基础上，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扶持和保护的政策。比如，法国路易十四在位时期，财政总监科尔伯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对进口的外国工业品课以重税，同时又努力发展本国工业。彭励工业品出品。他还疏竣运河，改进道路，以利国内商品流通。又比如在英国，专制政府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为了保证工业的劳动力，政府实行一系列“血腥的立法”去强迫流浪者当雇工。但是必须指出，专制政府的这种作用只不过限于早期，到晚期，亦即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专制制度就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了。

东方世界落后的原因：

第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东方几个大帝国都是皇权至上。中国明、清两代皇帝“自操威柄”，内阁、军机处都不过是皇帝的办事机构而已。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是“主在人间的影子”以及国家与军队的最高主宰。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建立了完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在日本，德川家康也继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建立起幕藩体制的封建统治制度。东方的强大的统治权力有助于巩固传统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致使封建的自然经济难以解体，资本主义纵有微弱的萌芽，也难以成长。

第二、东方封建国家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打击工商业。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需要新生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彻底战胜地方封建领主；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则需要王权的保护，以发展自己的事业。 东方则不然。专制主义的中央政权不但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反而固守农本经济，摧残工商业，清朝雍正皇帝说：“朕观四方之业，土之外，农最为贵。凡士工农商，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有“四民”之分，武士居首，以下依次是农、工、商。大宰春台（1680——1747）在《经济录》中说：“民之业有本末，农为本业，工商贾为末业”，奥斯曼帝国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在四个等级中，宗教封建主和军事封建主是其中的头两个。西欧的王权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东方的皇权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前者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和资本主义的成长，后者导致自然经济的固守和封建社会的延续。

第三、东方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明清两朝几度厉行海禁，既对海外贸易实行严格限制，又不保护海外华侨。日本德川幕府也在1633——1639年间，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奥斯曼帝国一味热衷于新的军事征服，多次企图进入中欧，但就在它两次围攻维也纳（1529年、1683年）不下的期间，海上贸易已被西欧国家夺走了。繁荣的海上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东方各国轻视或忽视这个条件，只能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第四，东方国家维护传统的教化，禁锢非正统的思想。中国明、清两朝都崇奉程朱理学，明末王阳明“心学”一度流行，但其实质与前者一样，都是以维护封建秩序为宗旨。明、清推行八股取士的制度，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封建王朝还屡兴文字狱，摧残文化。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也受到尊崇，成为幕藩体制的官学。16—17世纪的东方文化虽然有很多的成就，但没有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稍后的启蒙运动那样声势浩大的新思潮。先进人物如李贽、黄宗羲虽然敢于批判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但毕竟只是少数人的呼声。资本主义的幼芽既得不到国家政权的扶植，也得不到舆论的声援。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礼教仍然起着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