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为了实现“吞并满蒙，独霸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扩张计划，放弃了“协调外交”路线，冒险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造成了太平洋地区“无条约时代”。【1】为了实现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日本与德、意缔结“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并以期借助三国军事同盟力量谋求所谓的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2】并企图通过“四国军事同盟”力量压制美国，迫使美国放弃参战，完成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最终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在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具体实施过程中，曾有过“北进”和“南进”两种战略。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这两种战略的实施及其转换作出分析。

在以往的国内研究中，对日本“南进”和“北进”政策演进过程曾有不同意见。【3】笔者认为，所谓“南进”和“北进”战略，应该发足于20世纪30年代，即日本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的过程中。日本这种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最终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这种“南进”和“北进”政策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大体经历了“南北并进”、积极北进又消极北进、伺机北进到积极南进等几个演进阶段。1936年8月，广田内阁在《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准》中，正式把“南进”和“北进”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推行。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5月（“诺门坎事件”）对苏联进行两次进攻失败后，日本开始调整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由“积极北进”变成“消极北进”。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通过《适应世界局势演变时局处理要纲》，标志着日本正式把“南进政策”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予以推行。1941年7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要纲》，把解决中国事变和“南进政策”作为日本国策基准，并根据形势演变解决北方问题，秘密对苏备战，以伺良机。这意味着日本从战略上放弃了“北进政策”。

注：【1】：[日]鹿岛平和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21卷，《日独伊同盟日？中立条约》，东京：鹿岛平和研究出版社1973年版，序言。

【2】“四国军事同盟”构想，也叫“松岗—里宾特洛甫计划”，就是1940年9月日本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后，经过松岗洋右和里宾特洛甫的谋划，德国居间调停，企图改善日、苏关系，并把苏联拉入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的构想，最终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

【3】孙少艾在《日本的北进南进策略与中国战场》一文中认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是日本由“北进”向“南进”战略转换的标志（《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余子道在《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中，将日本的“南进”政策划分为“择机南进—有限南进—优先南进—专事南进”等几个阶段（《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黄光耀在《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的选择》中认为，日本“南进政策”的出笼是受中国战场胶着化的影响（《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喜富裕在《论日本“北进”战略实施中的大国外交》中认为，日本的“北进政策”发足于明治维新时期（《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4期）；黄生秀在《中国抗战与日本北进、南进政策》中认为，1939年12月《对外政策方针纲要》的出台，是日本“南进”和“北进”战略转换的标志（《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3年第3期）。

一南北并进的“二元化”外交战略出笼

1936年3月9日，在军部支持下，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广田内阁的成立，是日本政府法西斯化的开始。（注：[日]筒井清忠：《二二六事件の政治力学》，载三宅正树《军部支配的开幕—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1）》，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版。第269—270页。）军部法西斯势力几乎控制了日本内阁。在这一时期，不仅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而且加强了军部在政治中的发言权，内阁的大政方针取决于军部意志，内阁人事安排也基本上由军部掌控。一旦政府的政策同军部意见不合拍，便会受到军部严厉排斥，甚至迫使内阁倒台。

广田内阁完全是按照军部的要求，在“庶政一新，广义国防”的口号下，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措施，加强法西斯军事政治。在对外政策中，由于军部在政治中发言权的强化，广田内阁必须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制定国策大纲和外交政策。陆军和海军从各自国防防卫战略考虑，在国防战略上存在意见分歧。陆军以参谋本部作战课石原莞尔为代表，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该文件明确指出：“帝国之国策应确保在东亚之霸主地位，排除在东亚对帝国之阻压的一切势力为宗旨；为对抗苏联、英、美之压迫，应充实兵力及航空兵力，以应对在日、满及中国本部持久之防范为上策；先应倾注所有兵力使苏联屈服，在应付同英、美持久战准备不足之前，需同英、美保持亲善关系，否则对苏开战实为万难；兵力充实、军备充足后，对苏开战方可取得我军之预期成果；在苏联屈服后，再结集东亚与帝国之一切亲善关系，进而达到把英、美势力从东亚驱逐之目的”。（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国防国策大纲》，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7页。）

可以说，日本陆军国防战略中心目标是“北进战略”，并把国防第一号假想敌人限于苏联，其次是英、美等国，主张日本应倾注所有兵力，以中国大陆为腹地施行“北进”战略，在迫使苏联屈服，消除北方威胁后，再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日本陆军“北进论”的外交策略实际上是主张“先北后南”，其目的在于先解决苏联问题，然后再寻求与英、美决战。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构筑军事要塞，在远东的兵力达到11个师，其中骑兵2个师，战车600多辆，飞机达500多架，在海参为港口的军舰达14艘，预计出动兵力可达23万人。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只有3个师团，机械装备一个旅团，骑兵1个联队和3个独立守卫队，飞机大约为80架，总兵力约为苏联的1/3。（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53-356页。）因此，陆军的“北进战略”同日苏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对峙形势是相一致的。

日本海军国防策略，认为国防对象主要是英、美和苏联。日本海军制定的《国策要纲》主张：“对外策略应摒弃过去渐进的、同列强‘协调’之帝国外交政策，剔除一切同我国对抗之势力；对满洲的政策是将其育成帝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以期实现经济、政治、军事之共同防卫的共存共荣；对中国，要以帝国为中心，形成日、满、华之共同提携，促成东亚之安定发展；对苏联，为防止其插手远东事务，防范共产主义势力之蔓延，应通过解决日、苏诸悬案以图之亲善关系；对英国，防备其联合美国、苏联及中国对日本进行遏制，利用欧洲政局的变化，来牵制英国在远东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充实兵备，为对抗其在远东对帝国的对抗政策，使其承认日本在东亚地位的同时，发展同期以经济相互依存为基调的友好关系。”（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国策要纲》，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4页。）

日本海军国防战略的中心目标是“南进政策”，认为国防第一号假想敌乃英、美两国，其次是苏联，主张日本在确保东亚霸权地位的同时，应该向南太平洋地区发展势力。这种“南进论”的核心目的是要把英、美等势力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实现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计划。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广田内阁确立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正案，具体内容为：

一、帝国之国防本意为确保帝国利福利民之本，并以此彰显国威；二、帝国国防之方针基于国防之本义，为确保东亚之安定应充实军备确保国家之发展，以防一旦不虞之时迅速进行战争之目的；三、帝国之国防以国力强大的美国、苏联为目标，同时防备英国和中国。为此，帝国之兵力要以防备东亚大陆及太平洋地区为目标。帝国国防用兵如下：陆军兵力为50个师团及空军142个中队；海军兵力为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96艘，潜水艇70艘，空军兵力为65个中队。（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帝国国防部方针用兵纲要第三次改订》，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6页。）

在国防上广田内阁已不能明确以陆军为主，或是以海军为主的一元化国防方针。所以广田内阁所确立的国防方针只能同时兼顾陆、海两军，国防对象的确立亦处于多岐多绪的尴尬状态。由此，陆、海军根据各自国防目标提出了庞大的用兵计划。这种国防方针，实际上是由于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体系，自取孤立国际地位的必然结果。（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0页。）

1936年8月，广田内阁召开五相会议，根据陆、海军国防方针，确立《国策基准》，把外交和国防结合起来，在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把向太平洋地区发展作为日本根本国策。即是说，广田内阁所确立的《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准》，实际上是按照陆、海军不同国防策略而制定的，在把海军所主倡的“南进论”作为国策的同时，又承认陆军的“北进论”。这样，在国防战略上，日本既把苏联作为防卫敌人，同时又把英、美等国势力从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作为当前的外交重点。（注：[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帝国国防部方针用兵纲要第三次改订》，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6页。）所以说，广田内阁实际上是将陆、海军对立意见兼收并畜，确立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外交路线。

又如诸位论者所见，从广田内阁的《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准》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兼顾陆、海两军国防策略的“南北并进”的战略构想。与其说这是一改“协调外交”的“被动性”而展现“积极性”的新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不如说这还是退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后的日本，面对“无条约时代”，而表现出一种缺乏定算的空泛心理。

二由积极北进到消极北进

面对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后在国际地位上陷入孤立的严峻局面，为确保其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北进战略”的顺利进行，广田内阁于1936年11月25日，同德国缔结了以“防共”为招牌，实际是以苏联为对象，并防卫英、法、美等国的同盟协定。这个协定由《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反共产国际协定附属议定书》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秘密附属协定》3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日、德“防共协定”。

所谓的“防共协定”，其实是一种具有明显维护日、德两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外交手段。而这一时期日本对德结盟所要谋求的最大利益就是希望德国牵制苏联，并对日本侵华战争予以“精神和道义上”的援助。同时，希望借助“反共协定”的招牌，来扩张“防共体系”，蒙蔽其他各国的警惕，最后实现在远东驱逐英、美势力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时任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曾深有感触地指出：“我之所以反对缔结”‘防共协定’，是因为我感觉到，尽管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要和德国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日德结盟一事不久必将发展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今后的趋势，对我国的前途来说，的确值得忧虑”。（注：[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6-17页。）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为了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日本希望德国从日、德“防共立场”出发，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予以一定“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援助。（注：世川良一纪念文库：《远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第73号，法庭书证486号-A，检察文书1266号-A，《ドィツ外务省ょり驻日大使ディルクセンヘの电报》（1937年7月28日），东京：财团法人日本科学协会1946年版，第10页。）但是，由于当时德国以牛赖特为首的外交部从中、德经济利益考虑，拒绝了日本的要求。【1】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也屡屡陷入困境。于是，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月，日本便利用德国为“调停中介”，上演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平调停”的闹剧。但是，日本这种企图利用德国为“调停中介”对华进行政治诱降的谋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日本也有步骤地推行北进苏联的战略。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5月的“诺门坎事件”是日本对苏联发动的两次进攻。【2】“张鼓峰事件”使日本受到沉重打击，也使日本在推行“北进战略”上，重新评估了苏联的军事实力。但是，日本兵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北进战略”。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的策划下，再次进攻苏联，引发“诺门坎事件”。在这次日、苏较量中，日本投入很大兵力。其中，仅空中编队就由119架（注：在119架飞机中，有侦察机11架，重型轰炸机24架，轻型轰炸机6架，战斗机78架。）飞机组成，还有大规模的步兵、坦克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但是，在这次事件中，日本受到重大损失。其中，被苏军击毁战斗机19架，地面作战部队伤亡也很惨重。可以说，“诺门坎事件”中关东军的战败，给日本深刻教训，在重新评估苏联军事实力的同时，也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提出了新的外交课题。即，日本必须重新探讨自明治维新以来所确立的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战略的有效性，“积极北进”战略的适用界限暴露无遗。（注：[日]中西治：关东军と日ソ对决），载三宅正树《大陆侵攻と战时体制—昭和史の军部と政治○2》，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版，第149页。）此可谓日本“南进”和“北进”战略转换的临界点，此后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在未有过主动“北进”的行动。

注：【1】：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德国就不断加大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开始，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当时，中国不但是德国主要武器和军火的进口国，同时也是德国重要战略金属的主要供应国。据统计，一战以后德国在其疆域内，除了煤炭能自给自足以外，其中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矿、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这些重要战略物资，尤其是用于弹药制造的稀有金属钨和锑，主要从中国进口。

【2】：在国内，对“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存在很大争议。笔者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如下：张捷在张鼓峰事件是日本北进的试探吗—兼论日本北进战略的畸变》中认为，“张鼓峰事件”不是日本对苏联的试探进攻，只是日、苏间的一场有限的边界之争（《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高培在《对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的再认识》中认为，在这两次事件中，首先是由苏联挑起，其目的是为了争夺中、苏边境军事要塞（《军事历史》1994年第2期）；李凡在《诺门坎事件爆发的原因及对日苏关系的影响》中认为，“诺门坎事件”爆发的真正原因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所需要的一种策略，不是要进攻苏联（《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王春良在《论日、苏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认为，这两起事件是日本为了对外侵略扩张而引发的具有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性质的日、苏边境战争（《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三由消极北进到积极南进

可以说，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北进苏联的失败，使日本当局面临国内外种种压力。于是，以日本陆军为首强烈主张进一步提升对德同盟关系，来解决日本在远东同苏联、英、美等国的利益冲突。继第一次近卫内阁后，平沼骐一郎（1939.1.5—1939.8.28）、阿部信行（1939.8.30—1940.1.14）、米内光政（1940.1.16—1940.7.16）三届内阁，都以“强化防共协定”为名，提升对德同盟关系，企图通过强化日、德同盟关系，以此确保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顺利推行。但是，由于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省对德政策不一致，日、德交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平沼、阿部和米内三届内阁下台后，日本军部又将“八紘一宇”的大任推到近卫文磨身上。近卫文磨再次临危受命。1940年7月19日，近卫将松冈洋右、东条英机、吉田善吾等预定的外、陆、海三省首脑召到其私人官邸密谈，这就是有名的“荻漥会谈”。此次会谈，确立了日本将要通过侵略战争实现对外扩张计划，并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在远东确立对苏防范体系，并通过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英、法、荷、葡等殖民地纳入到日本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的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注：[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下，《荻漥会谈觉书》，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435-436页。）

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在“荻漥会谈”的基础上，迅速召开五相会议，并在陆、海、外三省多次协议的基础上，把“强化轴心军事同盟”作为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重大外交政策。同时，日本又企图借助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完成对整个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计划，达到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驱逐英、美诸势力的目的。（注：[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日独伊三国同盟关系调书集》，《日独伊三国同盟条约缔结要录》，东京：外务省2005年版，第13页。）

7月27日，近卫内阁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通过了《适应世界时局处理纲要》。这个政策性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标志着日本把实现日、德军事同盟，推行“南进战略”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该《适应世界时局处理纲要》由“方针”和“要领”两部分组成，在“方针”中明确指出，日本将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迅速调整对外政策，把解决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作为日本今后外交重点。【1】这标志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正式由“北进”向“南进”实行战略转换。

8月1日，松冈洋右同德国驻日大使奥托进行预备会谈，就日本在远东“大东亚新秩序”、日苏关系和日美关系等3方面问题进行试探。松岗非常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德国承认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领土要求，实质是要伙同德国瓜分在上述地区的领土和物资资源。

8月6日，日本制定了《军事同盟交涉纲要》和《军事同盟交涉方针案》【2】两个重要文件。在文件中明确指出，实现世界“新秩序”是日本和德、意两国共同政治立场，为了实现彼此战略计划，要在对英、美、苏的政策上彼此相互协力；同时在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中彼此进行相互支持和协助。（注：[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日独伊三国同盟关系调书集》，《军事同盟交涉に関する要纲》，东京：外务省2005年版，第26页。）对德国来说，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最大目的是企图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同时借助日本在太平洋上强大的海军实力，牵制英、法、荷等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势力，是德国可以以本土为根据地对上述国家进行有效打击，实现德国称霸欧洲的计划。

于是，里宾特洛甫派斯塔玛为德国特使全权负责对日进行军事同盟交涉事宜。从9月9日到26日，松冈洋右同斯塔玛之间就军事同盟的实质性问题进行17次会谈，并于1940年9月27日订立由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日本之所以同德国仅进行两周左右的交涉，就迅速缔结军事同盟，主要是由于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后，日本已经把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由“北进政策”向“南进政策”转换，企图利用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在太平洋地区同英、美诸国决战，最终完成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制霸，这是日本为最终实现“南进战略”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中心目标。可以说，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是日本为了实现“南进战略”，向英、美等国发起挑战的宣言书。

为彻底扫除“南进”过程中的障碍，在松冈洋右和里宾特洛甫的谋划下，又提出了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构想，妄图把苏联拉入三国军事同盟，形成所谓的“四国军事同盟”。不过，这种“四国军事同盟”构想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为确保“南进战略”的顺利实施，1941年4月13日，松冈洋右在访问柏林回国途中，同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由此，日本通过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的形式，暂时解决了后顾之忧。可以说，《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实质是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的一种畸变。是日本为了确保“南进政策”的顺利实施，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同时，也标志着日本以侵略扩张为目标的“南进”和“北进”政策进入了由消极北进到积极南进的发展阶段。

注：【1】：《适应世界形势时局处理要纲》在“要领”中共有4个部分，详细规定和说明了日本今后的外交方向和政策。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在对华政策上，进一步推行“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针，并尽一切手段打击蒋介石，达到使中国彻底屈服的目的；第二、“南进政策”的重点在于强化对德、意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借助三国军事同盟的力量，压制英、法、美等国在远东的势力，实现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领导权；第三、为了保证“南进政策”的有利推行，将运用一切武力打击对此进行阻碍的任何行为；第四、为了使上述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将动员一切国力，在生产和军事上予以保证。

【2】：《军事同盟交涉方针案》由《日德意强化提携政治谅解》、《日本及德意两国在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中相互支持协力谅解事项》、《日德意强化提携处理基础要件》和《交涉方针要领》等4个政策性文件构成。在《日德意强化提携政治谅解》中明确规定，日、德、意三国为实现世界新秩序共同努力，彼此承诺，对日本在东亚、南洋生存圈及德国在欧洲、阿弗利加的生存势力范围的一切权利予以保证；日本和德、意两国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同时，日、德、意三国中一方同苏联、美国发生战争时，缔约国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在《日本及德意两国在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中相互支持协力谅解事项》中明确规定，日本同德、意两国在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中，进行相互支持和协力；日本对德、意在东亚及南洋的资源获得提供方便；日本强化在东亚及南洋对英国的压制，并为德、意对英战争提供协助；德国对日本提供必要的机械、技术援助，并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协助。在《日德意强化提携处理基础要件》中明确规定，在生存圈上，日本为实现“大东亚新秩序”建设所需要的生存圈范围包括中国大陆，现以委任形式统治的德国所属岛屿，法属印度支那、太平洋诸岛屿、泰国，英国领地马来西亚、婆罗洲，荷属领地东印度、缅甸、新西兰等广大地区；日本将以委任形式统治的德属旧岛屿合并到日本领土中，使其成为对美战略上的重要据点；德意承认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日本保障德国在该地区优先物资供应及德国的既得利益。在经济上，日本对德、意提供中国农林水产、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尼的矿产资源及橡胶等物资供应，德国对日本提供技术协助、航空机械及化学制品的供给。在对苏、英、美关系上，日、德、意三国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牵制苏联，从波斯湾到印度对苏联进行封锁；对美国在欧洲、亚洲进行政治、经济封锁，并保障德国在南美移民及经济地位；排除英国在东亚及南洋的政治、经济势力，为德、意对英国在欧洲的战争提供有力协助。在《交涉方针要领》中规定，日本将为德、意对英战争提供全力支持，根据德、意提案在欧洲战争、中日战争相互进行有效的协力与支持。

四苏德战争与日本“北进”、“南进”战略的抉择

1941年6月，德国开始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里宾特洛甫与大岛浩多次秘密会谈，要求日本履行盟约，站在德国方面从远东进攻苏联。当时日本国内对是否“北上”进攻苏联存在着意见分歧。1941年5月，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制定了《对南方施政要纲》，要求日本进驻南洋，并将该“要纲”通报了陆军。但是，日本陆军内部有一大部分阁僚认为苏德战争爆发，是日本“北进”的好时机，要求在国策上向“北进”战略调整，致使海军的《对南方施政要纲》被搁置。

可以说，此时日本对于是否进攻苏联陷入摇摆不定状态。6月28日，在大本营第35次联席会议上，再次讨论了进攻苏联问题。当时，松岗表示应该北上攻打苏联。但是，总参谋长、军令部总长、海相和陆相都表示“北上进攻苏联的时机尚未成熟”。（注：[日]日本参谋本部：《杉山メモ—大本营政府速絡会議筆記》上，《国策要纲—对独通告文等にす関ゐ件》，东京：原书房1967年版，第246页。）

为了进一步解决“北进”和“南进”问题，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要纲》，表明了日本在当前形势下的“国策要纲”是基本解决中日战争和南进为主。该“要纲”中明确指出：“帝国政府无论世界形势变化如何，始终以实现大东亚共荣为目标，并把解决中国战争和南进作为国策基准”；“根据形势的演变来解决北方问题，对于苏德战争，以三国轴心精神为基准，但暂不介入，秘密对苏做好备战，以伺良机”。（注：[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下，《世界情势の推移に伴ふ时局处理纲要》，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531页。）基本上确立了日本对苏德战争的立场。

日本陆军对苏德战争的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熟柿主义”。当时，陆相东条英机指出：“进攻苏联，必须等到苏联像熟透的柿子那样再采取行动”。（注：[苏联]ボリスラウィンスキ-：《考证日ソ中立条约—公开されたロシア外务省机密文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55页。）其意见得到近卫首相、平沼骐一郎内相、木户幸一内大臣和海相及川古志郎的一致同意。于是，从1941年7月到1942年上半年，日本陆军积极着手进行对苏备战准备，历史上将其称作“关特演”（关东军特种演习）。据资料证实，当时日本集结在中、朝边境的关东军已达11万人，坦克1000辆，飞机1700架，大炮5800门。而且，日本在靠近苏联边界上构筑了17个堡垒，堡垒线路达800公里，还修筑战备工事达4500多个，在中国东北修筑的铁路长达3000公里。另外，还修筑了300多个军用仓库，内存炸药多达1.2万吨。（注：[日]东京裁判资料刊行会：《东京裁判辩护侧资料（却下）》（第三卷），东京：国书刊行会1995年版，第669-676页。）

从日本对苏备战的整体情况看，日本的“关特演”同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极为相近，但“关特演”又同“巴巴罗萨计划”有着本质区别，那就是“关特演”仅仅是一种进攻计划，并没有具体实施。日本也仅采取“关特演”的形式对其所谓的“轴心同盟国”——德国进行支援。但是，正是由于日本在远东苏联边界所构筑的“准军事行动”，是苏联命令驻在远东的近40万苏联红军坚守阵地，对德国赢得苏德战场初期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战略策应作用。（注：[苏联]ボリスラウィンスキ-：《考证日ソ中立条约—公开されたロシア外务省机密文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73-175页。）

以上就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北进政策”和“南进政策”上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关于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没有实施北进苏联战略，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日本的战略目标看。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德国已经侵占欧洲许多国家。这种暂时性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的“亲纳粹派”，他们将其看成是日本夺取南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的“天佑良机”。另外，为了解决中日战争胶着化局面，急于实施“南进战略”，不惜与英、美开战。基于以上战略目标，日本迅速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

苏德战争爆发后，以松冈洋右为首的一些政府要员认为应该趁苏联无暇东顾之际进攻苏联，夺取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但是，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再次重申了日本当前的国策基准是实行“南进战略”，并对苏联实行军事备战，以伺时机成熟时在进攻苏联。这已经充分表明日本在战略抉择最终放弃了进攻苏联的想法。

其次，从日、苏多年边境纷争的现实情况看，日本关东军对进攻苏联全无胜算。可以说，日本最初实行了“北进战略”，同德国缔结了名为“防共”实为“防苏”的同盟协定。并且，在日、德“防共协定”缔结后不到两年内，日本关东军对苏联发动了两次进攻，即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5月的“诺门坎事件”。这两次进攻苏联事件，日本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性效果，而且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当然，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了防止日本在背后下手，始终没有将驻扎在远东的大批苏联红军撤回，这也是日本不敢贸然进攻苏联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德国进攻苏联没有取得预期成效，这是日本不敢贸然进攻苏联的重要原因。如上所述，日本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取得预期性成果。换言之，在德国要求日本从远东进攻苏联时，日本就表示必须在德国夺取苏联的重要城市之后，日本才能付诸进攻苏联的军事行动。到1942年下半年，德国进攻苏联的进程明显受阻，日本便对德国能否赢得苏德战争表示怀疑。

最后，日本通得过缔结军事同盟的最大目的是企图利用德国力量实现日本的侵略扩张计划。日本把对德军事同盟看成是日本实现“北进”和“南进”战略的必要手段，但绝不是目的。从功利主义目的出发而结成的同盟关系，结盟者必定会审时度势，根据自己利益的需求决定是否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当预判付出大于回报时，就意味着统一行动计划破产。可以说，日本是否对德国进行协同作战，是由日本最终获得利益的多少决定的。

另外，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的订立，也使日本对德国找到了一个在国际法上不能进攻苏联的合理借口。

综上所述日本为了保障以“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为中心的侵略政策的顺利实施，对外扩张战略经历了“南北并进”、由积极北进到消极北进、由消极北进到积极南进和由伺机北进到积极南进等几个演进阶段。

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演进又与世界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但最终，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日本都没有达到战略目标。而“北进”与“南进”战略的实施，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得以结成的重要原因，日本的失败也由此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