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一直被人诟病为贝多芬（背多分），死记硬背是大家所痛恨的历史学科顽症，有许多学生喜欢历史却不喜欢历史课原因在此。历史教学和考试需要改革，需要更加灵活，需要能考查出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这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历史学界共识，但20多年来，路走偏了，偏在哪里呢？先不说哪个卷，除了上海卷稍好，全国各地历史高考命题风格就象一个妈生出的，惊人相似，都有以下缺陷:

一、选择题不象选择题，象狩猎游戏。学生是猎物，命题人通过精心设计的陷阱让学生上当，于是，有了区分度和效度，这些陷阱美其名曰“历史思维能力”。每当看到用这些穿着“历史思维能力”外衣的题目来愚弄孩子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以2015年全国卷二第24题为例。

24、古代儒家学者批评现实政治，往往称颂夏商周三代之美，甚至希望君主象尧舜一样圣明，这表明了儒者：

A不能适应现实政治 B 反对进行社会改革 C理想化的政治诉求 D以复古为政治目标

我的那个神！作为一个有25年教龄的历史特级教师，我很惭愧，我不晓得应该选哪个答案，我觉得每个答案都有道理，哪个答案最有道理呢？取决与说话时的背景，如果此人仕途受挫，孤灯饮酒呢，就该选A；如果此人仕途如日中天呢，就该选C或D；如果此人在跟人辩论朝政呢，也许就该选B。可想而知，在断头去尾的情况下，要让学生就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选出一个被看作标准答案的选项，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用命主观题的思路来命客观题，叫作考察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这是各省市高考题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来，选择题的主要功能是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主要应注重知识的广度而非深度。美国历史考试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选择题有70道，一般说来，一道选择题中，每一个选择项都是一个知识点，那么70道选择题就意味着有个350知识点（每道题目有5个选项），覆盖面远大于中国高考题，中国只有12道选择题。常识+大题量，是美国历史考试中选择题的特点，他们的选择题答案客观唯一，题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每个人都很有教养，那么家庭将会得到很好的管理；当家庭管理妥当时，国家将会变得有秩序；当国家管理井然有序时，那么全世界都将会变得和平友好”。上述引句属于那种信仰坚持的信条？

A、道教 B、禅宗佛教 C、大乘佛教 D、日本神道教 E、儒家思想（答案：E）

本来，在教材版本多样化、知识点不确定的背景下，题目应该不依托任何一种版本的任何一种历史评论，内容都应该是常识性的，都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大路货”.不应该存在刁难学生的题目，不应该在选择题中过多加入历史认识论部分，而应该多考查历史事实本身，让客观题拥有毫无争议的标准答案，这是命客观题的最起码的要求，否则，选择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二、客观题时常没有标准答案，而主观题却有标准答案，主观题不象主观题，这是目前历史高考最匪夷所思的地方。在高考主观题中，没有历史知识点的考试答案是难以想象的，不能采点给分就无法操作评卷，这是中国高考历史现状，也是历史高考试题最大的弊端。我们的主观题无法把历史素养好、思维缜密、逻辑性强的学生甄别出来，这给大学选拔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以至于现在一些名校不得不走大学先修课的路子来选拔苗子。

之所以叫主观题，意思就是没有唯一正确答案，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但这个主观性不是打胡乱说，是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进行有说服力的表达。主观题理所当然是考察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主要手段，重心应该放在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上，不应该刻意的再考查知识的再认再现。然而，我们的主观题“不务正业”，刻意考察记忆，比如2015年全国卷一第45题，唐代币值改革的内容；2015年北京卷第41题，列举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取得的科技成就，等等，而在考察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方面却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首先，主观题本来应该考查学生对历史材料的真实性、精确性进行甄别和评估的能力，这是历史学科最最基础的素养，但我们的高考题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考查环节，主要还停留在考查学生的理解、归纳的层面上。这一导向后果之严重，不但导致学生批判性思维思维匮乏，连命题者也对史料也缺乏甄别以至于闹笑话，比如2015全国卷一第48题，如图：

这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被改写的，这种材料被用作考试材料本身就不严谨，且有很高的风险。风险在于，改写之后材料可能与事实不符。这则材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的原因是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幕僚，而丘处机起到了幕僚的作用，感化了成吉思汗。两个问题也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导向来设置的，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误会。这是真实的吗？事实上，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完全是因为他想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据耶律楚材《西游记》记载：“渠谓丘公行年有三百，有保养长生之秘术，乃奏举之”；并且成吉思汗也并没被真正被丘处机说服感化，在短暂的停止了屠城之后，又继续屠城，而这则材料传达出的是与历史真相相反的信息。这样的二手材料被用作高考题，不是笑话么？

当然，主观题的主要问题还不在此，而在于放弃了“说服力”标准。本来主观题是要全面考察学生建立在阅读理解基础之上的，评估史料并进行有说服力的表达的能力。表达是否逻辑、严谨，论据是否能支撑其观点，是主观题最关注的东西，然而，我们的考题玩的是花拳绣腿，表面上提供了史料，要求学生基于史料来表达，而事实上呢，题目所提供的史料根本不足以支撑学生的论点，简单的说，就是史料太少，只起了“药引子”的作用，比如：2015年全国二卷第39题：

 
短短两三百字的材料，根本不足为任何有说服力的论证提供史料，只有假大空的表态，这道历史题跟今年北京作文高考题“与民族英雄过一天”有同样的毁人作用。要让学生反驳日本对历史的篡改，请问，日本究竟在哪些方面歪曲了历史呢，又是怎么歪曲的？学生应该从哪些史料入手呢？真正要批驳，我们至少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史料，怎么能空对空呢？这样的试题只会导向培养愤青。

甚至有些主观题，只是戴了一个史料的帽子，貌似考察学生的历史阐释能力，其实考的是死记硬背，比如：2015广东卷第35题，截图如下：

 
通过材料，任何人都无法回答18-19世纪西欧的经济政治状况，更无法分析二战后美国为何重视现代化理论，这不是基于史料基础上的论述题，而是基于对学生死记硬背进行考查的问答题。这样命题的好处是，便于采点评分，便于老师死扣教材，这与主观题应有的考查功能背道而驰。

本来材料题是最具有历史学科特色的一种题型，本来是体现“说服力原则”的最好选择，我们需要培养学生辨别材料的真伪、提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利用材料中的证据来论述问题的能力，本来应该更多地挖掘材料题自身的检测功能。然而，这些“本来”全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伪装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赤裸裸的死记硬背仍然折磨着学生，仍然坚定不移地摧残着学生的智商。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问题比语文的问题大得多，大到了影响中国未来人口素质的程度，大到了影响未来社会稳定和政治选择的程度，简单的说，大到了祸国殃民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