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历史以及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初步探知

何兆武先生在对普遍的历史观念认知上，认为历史学应该摆脱神学教条和伟人史观而着眼于各民族、各时代的精神，对历史过程的思考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清晰地认知，这是他对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解知，他说“历史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①]对历史层面上“理性”的回答那就是，理性是自然界的立法者，也是人类历史的立法者。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中充满了人类有意志的行为，历史一方面在遵循自然规律前行，另一方面历史也是人类自由与理性自觉地走向完美的自我实现的发展过程。从这之中，我也理解到康德向往理性的自由，而大自然赋予人以理性就是为了对自由的自我实现。再对“人与历史的联系”做出阐释，认为作为理解历史的人，他就是一个旁观者；创造历史的人，他就是一个参与者。但倘若把历史当作单纯的现象是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历史”一是指的是过去发生的事，也就是史事；二是指我们自身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也就是历史学。有关史事的理论就是历史理论，有关历史学的理论便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而史学理论则是历史学的知识论。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仅仅在思想中运行，在形式上，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

书中认为“人们对客观历史认知的进步或改变是受三方面影响的，简介为一、对新的历史材料的发现；二、根据历史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来评价这段历史；三、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读往往受到自身思想水平的主观影响，也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对某段历史的解读要取决于他自身的能力。”[②]史料本身是不会变，但是人们的思想觉悟在变，对史料的理解能力也随之不断改变，对历史的感知要倾注于思辨、分析思维，对历史学家而言，理论思想的深度和心理体会的广度远远要比积累史料要重要得多。

历史学家心目之中的历史乃是一张历史构图，这张历史构图是由历史学家的主观思维与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人的本性是由他的历史存在所决定的,除此之外人并没有先天的、不变的抽象本性。人性就是历史性，此外不存在历史性之外的人性。这种解释可以解释为:过去的历史被人遗忘,但也不断被重新发现,仿佛是过去死了而又复活。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历史认识、历史学，而这也就是历史。历史学总是以现在、以今人为轴线而转动的。[③]这种看法特别表现出人作为历史的主人的主导地位。史事本身不能给出任何理论，给出的理论是人的思想产物，所以，把史料加工成一幅历史构图的过程中，决定性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不是史料的积累。

二、如何看待历史学与科学以及怎样理解历史理性？

书中提到“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研究客观存在这件事是科学，科学就要服从自然规律。但是它又不仅仅是科学，他比自然科学多了一些人文因素。”[④]根据书中表达，我是这么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指的是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但是历史是具有双重性的，一方面，客观的历史本身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第二方面，人类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历史又为人类所创造，不受自然规律的所有束缚。再根据何老先生所言，那么第一方面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方面上它也是人文的，属于人文世界。对于第二方面的进行，也就是通过对史料加工得出一张历史构图，包含了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两部分，这两部分的综合成就了历史理性。人作为认知历史学的主体，是要了解他自己的思想活动，这种了解是受自我生活体验、心灵感受和价值观的制约的，这就使得历史学不断地改写历史。科学地对待历史学，就必须承认历史学中的非科学成分，只有科学地承认非科学的成分，才配得上真正的科学。关于历史学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何兆武先生曾和庞卓恒先生曾有过争论，庞先生认为历史研究要研究历史规律，历史是存在规律的。何先生最后作出回复：历史不是没有规律，只不过这个规律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如果把历史学看做科学，那它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第二辑中，明确提出“理性主义的思潮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很多贡献”。可以说，基于理性主义的引导，人们才更多的走出愚昧、敢于愚昧，敢于认识，人类也才有了近代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进而不断发展、完善自我。书中说明，理性主义是有利有弊的、有得有失的。理性主义之弊在于其抹杀了人生中非理性成分的地位和作用。非理性的成分倘若被理解成感性，那么非理性的成分在人生中固然是必不可少的。能够理性的正视非理性的成分，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历史哲学区别为思辨的和分析的，并不是说这两种区分是互不相容的。在历史学中，史实和对史实的理解以及对这种理解的反思，在历史学家的意识当中是交融为一体的，两者都统一于历史学家的人文观念，任何人文观念的思想都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是不可能由经验加以证实和证伪，所以不是历史或者历史学的对象。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客体还是研究的主体，始终都在贯穿着人的意志和愿望，人的主体贯穿于中，就会受到人的意志影响。

对非科学和非理性，作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何老先生认为“真的的理性主义应该是很好的承认非理性的东西，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不可能都是理性的，不承认非理性的地位反而是不科学、不理性的。”[⑤]历史学研究的是人文史，其中贯穿着人文思想。假如没有理想、热情、感情、狂妄、愚昧等人的思想，也就没有人文史，这是人文研究有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地方。历史的思维方式与非历史的思维方式两者并非互不相容，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就此而言，历史学首先乃是把自己的思想加之于历史材料之上，而不是根据历史材料来印证出自己的理论。[⑥]倘若意识形态独断与对教条的过分崇拜，将历史研究强加于框条之中，那么历史研究将会陷入黑暗泥潭。还有，我个人受到的一点启发是：历史的理性思考应来自于对多种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分析，因而史料来源的多样性与广泛性体现的相当重要。对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历史事件的思考或是评价，不可仅据一方之辞或是一家之言，来源自大陆的、港澳台的或是西方的，这些史料都应该被作为参考来源，进而理性的思考某段历史。依书中而言，史料是客观给定的、是有限的、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则是不断变化、不断深入的，这便是受历史理性认识的影响，所以呈现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历史构图也必然随时不断地在改变。

三、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伍西方？中国史学该作何发展？

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在人类文明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可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科学和思想大跨步前进，相比之下的中国则日益显示出其落后。作者认为近代哲学的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的原因，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双方源远流长的不同文化背景。与中国相比，西方思想多是主智主义的，而中国思想的传统，其主潮是主德的而非主智的。在中国，首先不是要获得知识和理解，而是履行道德义务；然而在西方哪怕是在中世纪的神学理论里，也能看到一种强烈的主智主义倾向。[⑦]对此，何先生借休谟之言强调：“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乃是在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大一统使得人们的思想得不到自由发展。”那么没有思想自由，也就谈不到科学。可以说，若只会崇拜传统框条或是一味的墨守成规，就会使思想缺乏创造性和独立性，中国的史学要发展也不能一味的墨守成规。近代的科学和诞生有其所需的思想条件，首先是世界观上以一切人和物一律平等并且一视同仁的普遍的法则作为思想前提；其次是，真正的知识必须是人们进行有意识的、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得出的结果，所以不能以信仰和教条为准绳；最后是，由观察和实验所得的结果要能概括成一个数学模型，进而总结出科学的理论体系。

那么，中国史学研究要发展，就得重视起历史理性批判这项工作，任何史学研究都不能仅仅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历史哲学之区别为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学可以说是一场对人性行程的反思，而这里需要的就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觉醒和反思。[⑧]何老先生对中国历史哲学的发展充满希望，强调批判地认识历史学本身的性质进而认识历史，呼吁以中国悠久历史学中的认识论与现代学术的思想方法和操作方法相结合，期待中国历史学研究出现新局面。（本文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