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选题
1950—1952年广东粮食市场公私营占比表
年份
销售占市场总成交量
收购占市场总成交量
9个重点市场平均
广州市
公营
私营
1950
33.89%
66.11%
8.15%
91.85%
1951
44.00%
56.00%
53.45%
46.55%
15.30%
84.70%
21.28%
78.72%
1952
77.26%
22.74%
80.43%
19.57%
68.42%
31.58%
48.43%
51.57%
1978—2014年中国援外历年支出规模及增长曲线
二、材料阅读
时期
主要译者
主要支持者
翻译模式
译经概况
汉代
多为个体独自翻译，偶有由两到三位僧人组成的译经团体。如安世高、安玄、严佛调等。
商贾、民间地主阶级及知识分子信徒。
多为“宣译/口授—传言—笔受”
西域是译经中心，多是梵语译为西域胡语；译经规模较小，但仍有可观的译经数量，其中安世高译经达95部115卷。
魏晋南北朝
以竺法护为核心的传译团队，学者达千余人。还出现大量译场，如后秦时期的逍遥园、大寺等译场，译经人员达800余人。
中下层士大夫、门阀士族，如王濛、谢安等。
有可供参照的“胡本”。同时，增加了校订这一步骤。
译经高僧辈出，足迹遍布西域、中原等地。僧官制度出现后，汉文译经占据重要地位。译经总量超800部，超2000卷。
隋唐
著名高僧玄奘、义净、不空等在他们自己主持的大型钦定译场中奉诏译经。
国家（君王）以发起者、赞助者、翻译机构策划者的身份同时出现，如唐太宗李世民。
译主、证义、证文、刊定等译场组织部门各司其职，严格遵守翻译流程。
译经372部，2159卷。长安城出现大量国立译场。部分道教徒弃道为僧，研译佛经。
——摘编自王娅婷、冯全功《从汉代到宋代佛经翻译赞助人的演变研究》等
——摘编自王宏超《翻译本<几何原本>与中西数理思想之会通》等
——摘编自肖开容《近代翻译对中国现代观念的塑造》
三、开放性试题
——摘编自褚静涛《抗战前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抗日必胜论的探索》
四、材料阅读
——摘编自杨大楷、李昆《新中国国债市场的建立与完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国债发行的主要大事年表（部分）
国债发行概况
1981
为应对财政赤字，国务院恢复发行了48.66亿元国债，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
1988
通过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的柜台销售方式向广大城乡居民发行，并在上海、广州等城市进行国债流通转让试点。但在试点地区以外的二级市场，利用地区价差倒卖国债券的现象仍然严重。
1990
国家逐步放开了上市转让的国债券种，加强了国债流通转让市场管理，严打非法交易。同时，引导市场培育了一批国债交易中介机构。
1991
国债已在全国400个地市级以上的城市进行流通转让，证券中介机构也达到2000多家，国债交易额增至370亿元。
1995
《预算法》实施，规定中央财政赤字必须完全依靠发行国债予以弥补。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28.57亿元。
1996
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国债现券交易额为5029亿元，比1995年的773亿元增加了近6倍。
1997
国债发行过渡到自由公开拍卖，拍卖中不对到期期限和息票率施加任何限制。发行额达2412.03亿元。
——摘编自潘国旗、黄丹《新中国国债七十年：规模、市场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