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标志和指标是自由雇佣劳动。明代雇佣劳动使用在农业和手工业两方面，考察其变化也须由此入手。1、农业雇佣劳动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雇工进一步增多。明朝法律规定，长工“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与雇主之间有一定的主仆名分，雇主殴打长工不问罪，打死后只“徒三年”。而短工、忙工则与之不同，“只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者，以凡人论”，即与民户地位相同。可见，短工所构成的雇佣关系接近于纯经济关系了。与农业雇佣劳动的变化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到明叶以后出现了“永佃制”，进一步固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用权与所有权开始正式分离。永佃地主土地的农民一旦富庶，不必退佃，而是可以转雇或佃，从而形成介于地主与耕者之间的中介人，即农业资本家的刍形。2、手工业雇佣劳动的变化。明代官手工业匠户生产，分住坐、轮班两种，成化时开始规定缴代役“班匠银”，由官府募人充役，匠籍虽然没有度除，但手工工匠对官府的隶属关系减弱了。在私营手工业作坊中，各种类型的雇工较前明显增多，人身控制松弛，甚至观察不到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了。
总的看来，明代中叶以来，农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力数量较前增加了，人身较前自由了，并且这种变化又是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变化相适应的，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在地域和行业上表现是不同的，最明显的是在江南丝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途径。一是从小手工业者分化出未来的资本家，一是商业资本支配产业成为资本家。无论是手工业者分化出的作坊主，还是大商人支配生产，都构成了与封建生产关系不同的新的剥削关系：一方面是为谋利而生产的有资产者，一方面是出卖劳动力过活的雇佣劳动者；其雇佣关系以经济关系为主，没有明显的人身控制；作坊主、大商人的经营目的是为出卖获利，不是自己消费。显然，这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萌芽，从产生之日起即受到封建制度多方面的阻挠。

元代行省幅员过于辽阔，即使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长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政区划层次既多又复杂，为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其中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以湖南、湖北为主体而又越过南岭有广西；江西行省也同样跨过南岭而有广东；河南江北行省则合淮水南北为一；中书省直辖地区却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兼有山西高原、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三种不同的地理区域；至于江浙行省，乃从江南平原逶迤直到福建山地。只有四川行省稍成四塞之国，但其北面屏障秦岭业已撤去，难以养成长期割据的气候。
行省这样划分就使所有山川之险完全消解。因此元代行省幅员虽广，分权虽大，但是缺乏实行割据的地理基础，也就不容易产生分裂局面。对比唐代的道和元代的省，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朝代的划界方法正好完全相反。唐代道的分划是以横向为主，而元代省的分划却以纵向为重。
中国的主要山川都呈东西走向，而唐代的道是以山川形便来分划。所以唐初的十道，大都是横长竖短，河南道由山东半岛到豫西山地，江南道从东海之滨到贵州高原，横向长度都在一千公里以上，纵向却只有四五百公里，岭南道、山南道、淮南道、陇右道也都是既扁且宽。只有河北道、剑南道是既狭而长，但这也是山川所限的缘故。河东道扼于太行山与黄河之间，河北道为渤海与太行所限。元代分省的趋向与唐代分道相反，一方面既要便于军事上实行由北向南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要破除山川之险，因而省的形状也自然与道完全相反。陕西、湖广、江西、江浙四省南北长而东西短，正与江南、岭南二道的横向布置相径庭。而中书省又把山东、山西（唐河东道）与河北合在一起，却是变纵向为横向。
后人对元代划分行省的方法，大多予以贬斥。清人储大文说：“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平心而论，储氏此说尚未完全搔到痒处，他还未提到最不合理的合岭南岭北为一，合太行山东西为一两事。而且合江南江北为一是明代的事，元初虽一度有过，但后来已纠正。合浙东，浙西为一本非元代之过，唐代和北宋时浙东西未分，因此不宜说“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同时，归州隶楚亦在唐宋而不在元。但是储氏所说的，因天险尽去而引起地方治安无法维持的话，却有一定道理。再进一步分析，犬牙相入极端化的做法虽然发生在元代，但其思想在南宋已经萌发。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写道：“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矫其尾大之弊，然国已寝弱。故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南昌）；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文天祥的建议几乎与元代南方几省的分划完全一致，这正是从政治军事观点出发而得出的共同结论。文天祥为了北向抗敌，认为必须多头突击，又为了使地大力众，必须合两路为一路；于是他就主张合湖南与广西为一，合江西与广东为一，合江东与福建为一，产生纵向的合并。如果横向合并，例如合江西湖南为一，合广东广西为一，那么虽地大力众，但却只有一个突击方向，在军事方面自然不利。
元代统治思想恰好与此相反，是既要实行南向控制，同时又要使行省成为地大人众的军事殖民区。因此对宋的路也只能采取纵向合并的办法，以荆湖南北路和广南西路组成湖广行省，以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组成江西行省，以江南的福建路再加上南宋首都所在的两浙路组成江浙行省。试想如果将湖南江西合组一个行省，两广又合组一个行事，那么中央政府对岭南的军事控制不是鞭长莫及了吗？因此元代的南向控制与文天祥的北向抗敌的思想不谋而合，正是合了一句老话：“相反而皆相成也。”如果更详细地观察元代行省的分置过程，还可发现，元初七省的分划完全是南下军事征服行动的直接后果，后来的十一省则是根据行政管理需要，再作进一步调整所形成。这点留待后面再予以论述。但由上述情况看来，元代的分省建置并不全是“惟务侈阔”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出于明确的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
当然，元代这样分省只服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的目的，这就必然要伴生许多弊病。一则地方无险可守，于长治久安颇为有碍；二则将不同气候土壤的地理区域合而为一，对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三则行省地域过大，于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很不方便，省与路之间不得不再设道一级监察区域，增加了管理层次。所以明代兴起以后，对这些弊病有所改革，但这些改革并不是放弃犬牙相入的原则，而是从另一个方向造成新的犬牙相入区域。

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出现了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大小商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徽商和晋商，他们对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徽商和晋商是地域性的商业组织，地域文化对商业组织的形成，尤其是对其治理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从企业治理的角度看，研究不同地域文化对徽商与晋商治理模式的影响，既有助于探究徽商和晋商内部运作的机理，也对现代商业组织的有效运行提供历史借鉴。徽商所处的徽州属于高台式的地形，少受战争侵扰，因此成为北方大族举族迁移之地，形成了徽商重视宗族、血缘的特点。山西是晋商的发源地，地处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人们的家庭婚姻关系错综相连，因此宗族观念比较淡薄。同时，由于深受儒家“家”、“乡土”观念及“以末起家，以本守之”信条的影响，血缘及乡土观念深深植根于山西人的心中。徽商在其发达的宗族观念和信仰下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以人为本”的宗族式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徽商大多在同一个宗族内部招聘，采用重约束轻激励的机制，主要通过族法家规的双向惩罚机制及隐性的激励契约来激励、约束员工的行为，保障商帮治理模式的高效性。与徽商不同，晋商因受乡土观念的影响，所以选择了以地域和乡土关系为纽带，“以资本为核心”的契约式治理模式。在挑选人才方面，晋商遵循“避亲就乡”的原则，多选择乡人作为商号的经营管理人员并且重激励而轻约束，创造性的采用顶身股和辛金制等显性激励措施及号规与非正式制度作为激励与约束机制。